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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丝绸之路上的老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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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有3条重要的对外贸易通道,3条都被称为“丝绸之路”:西北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3条丝路有两条和昆明有关:一是西南丝绸之路,此路中国段主要在云南境内,必经昆明;另一条是海上丝绸之路,开辟者是昆明人郑和。

早在公元前4世纪或更早,西南各族人民就辟出“蜀身毒道”,穿过崇山峻岭,沟通与印度、缅甸及东南亚地区的联系,进而到达中亚、西亚和中东,后人又称之为“西南丝绸之路”。昆明就是这条古道的必经之地、主要中转点和商品集散地。

古滇国都:蜀身毒道必经要地

蜀身毒道首先出现在西汉的《史记·西南夷列传》中,与赫赫有名的张骞有关。张骞出使大夏(今阿富汗一带古国)归来报告汉武帝,说在大夏见到“蜀布”和“邛竹杖”,大夏人说是从其东南数千里的身毒(印度)国的“蜀贾人”——蜀地商人买来的。张骞认为,大夏国倾慕汉朝,“通蜀身毒道便近”,且“有利无害”。据考证,通过蜀身毒道经商的多是楚国和蜀国的商人,商品多为蚕丝,又经西南夷外出,故称西南丝绸之路。蜀身毒道之开通,早在张骞通西域之前,自然也就早于张骞西行之后开通的西域丝绸之路了。至于蜀身毒道开发的具体时间,以中、印贸易起始之日计,近代学者各说不一,或说为公元前4世纪,或说为公元前5世纪,或说为公元前6世纪,或说为公元前11世纪。但据考古结果,蜀身毒道开通于公元前4世纪之前是没有问题的。这条西南丝路的开通,比西域丝路要早五六百年。

西南丝路道在中国境内长约3000千米,有秦代五尺道(又称青衣道)从今成都经宜宾、昭通、昆明、楚雄至大理,有灵光道从四川南部经邛崃、西昌、会理、大姚至大理,有永昌道从大理西行永平、保山、腾冲入缅甸,此后一出缅北入印度,一下缅南出海,通往罗马等地。此外还有马援古道,从昆明南下蒙自、屏边、河口至越南河内,直通南海。

当时西汉与匈奴的战争正处于胶着状态,听了张骞关于“蜀身毒道”的汇报,汉武帝决心打通这条道路,包抄匈奴的后路,击败匈奴。汉武帝首先要对付的,就是盘踞“蜀身毒道”东段的西南夷,关键之一则是滇池地区的滇王国。按《史记·西南夷列传》的说法,战国时期,楚威王派将军庄蹻沿长江而上,攻打巴、蜀、黔之地,即今天的重庆、四川、贵州一带。庄蹻一直打到滇池,将千里肥饶之地并入楚国,正待回国报捷,不料秦军攻入巴、黔,切断了庄蹻的归路。庄蹻只好占据滇池,变服易俗,自称滇王,代代相传。古滇国都就建在今天滇池东南岸的晋城附近,滇池北岸也建有城邑,以控制“蜀身毒道”。

西汉元狩元年,汉武帝派出四路使者,前出探寻“蜀身毒道”,结果全都失败。其中一路使者到了滇国,这时的滇王是尝羌,手下有数万人。他留下使者,问道:“汉孰与我大?”汉武帝让滇王入朝,滇王却仗着同姓小国劳浸、靡莫的扶助,拒不从命。元封二年,汉武帝派唐蒙把五尺道加宽到一丈多,逼近滇池地区,接着消灭了劳浸、靡莫等小国,兵临滇池。滇王尝羌这才俯首投降,入朝称臣,得保一命。西汉在滇国之地建立益州郡,让尝羌仍然做滇王,赐给他一颗滇王王印,依旧统领他的臣民,但滇王的势力已经大大地衰落了。在当时的几十个西南夷小国中,只有夜郎、滇国得到汉武帝授给的王印。尽管尝羌的滇国很小,却最得宠。

此后滇王又帮助汉使开通到滇池以西的道路,一年多尝试了40多次,都因洱海地区的“昆明”部落受阻。汉武帝咽不下这口气,在西安凿“昆明池”,操练水军,准备征讨昆明部落。这就昆明大观楼长联中的一个历史典故:“汉习楼船。”

东汉之时,东南亚古国的首领多次派遣使节到中国都城洛阳访问,成为东南亚地区与中国通过西南丝路友好交往的先例。唐宋时期的南诏、大理地方政权又通过西南丝路与东南亚、南亚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政治、商业往来。元代之后直至明、清,中国与近邻东南亚国家(今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泰国等)关系密切,有事无不沿西南丝路而行。西南丝路的政治、经济、军事意义,越来越重要。直至今日,昆明对外交通大势,仍然与五尺道、永昌道和马援古道走向不谋而合,令人惊叹。

从蜀身毒道“进口”昆明的海贝

有学者认为,蜀身毒道/西南丝路上的最大宗商品是海贝,并且是充当货币的特殊商品。因此,与其称此通道为“丝绸之路”,还不如称之为“贝币之路”(林文勋《是丝绸之路,还是贝币之路?》)。

古滇国青铜器文化有明显的“贵重贝币”之俗。铜鼓形贮贝器不少,所贮海贝更多,上铸“国之大事”,而为“国之重器”,用“国之重器”来盛海贝,可知海贝之贵重,不同寻常(李昆声《云南考古材料所见百越文化考》)。晋宁石寨山出土海贝背有黄圈,经云南大学生物系鉴定为“环纹货贝”,原产于太平洋和印度洋,当为东南亚和南亚的输入品,“来路”就是西南丝路。

据统计,仅晋宁石寨山就出土了14.9万多枚海贝,总重400余千克。江川李家山则有11.2万多枚,总重300多千克。其中一女酋长之墓就出土贝币2万枚左右,装在特制的青铜器内。据测定,这些古墓的年代为春秋战国至西汉。因此,海贝流入的时间必在此时或此之前。此后,历汉、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及清初,海贝仍源源不断地大量流入。直至明清之际云南“废贝行钱”,海贝一直作为云南主要的法定货币,流通使用达两千余年之久(林文勋《是丝绸之路,还是贝币之路?》)。如果以量多、时长、影响大为准,蜀身毒道真可谓“贝币之路”了。

沿蜀身毒道出口的“滇货”和“顺差”贸易

贝币终归是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商品。有学者认为,滇国对外贸易大致从西汉初、中期后逐渐盛行,贸易对象是南亚、东南亚国家,货币是海贝。贝币实际上是滇国的“外汇”,所以大量贮存,专用于外贸 (张增祺《滇文化》)。

既然是“外汇”,就得有“出口”商品。据《史记》《汉书》记载和出土文物考证,古滇国经蜀身毒道/西南丝路“出口”商品主要是莋马、旄牛和奴隶“僰僮”,还有皮毛制品、奇禽异兽、金银矿产等。在滇国青铜器铸像中,确有奴隶被捆绑或戴枷与牛马一起出卖的市场。滇国“进口”商品主要是丝绸、铜镜、弩机、铁剑及大量化妆品,多来自内地,而以四川产品为多。从中亚和南亚“进口”的则是彩色琉璃珠、蚀花石髓珠、有翼虎银带钩及金饰片等(张增祺《滇文化》)。

看来古滇国“外贸”结余不少,墓葬中才会有那么多的贝币。在这些贝币的背后,主要是马、牛、奴隶贸易。按“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的命名原则,依据都是商品而不是货币,则“贝币之路”亦不妥,当为“马牛之路”“僰僮之路”或“丝绸之路”。

然而从《史记》《汉书》的记载来看,莋马、旄牛和“僰僮”贸易主要是在滇、蜀之间进行的,滇人从中赚不到贝币。滇人积攒的贝币,大概是先用莋马、旄牛、“僰僮”从巴、蜀商人那里换来丝绸等蜀产品,再“转口”卖到南亚和东南亚挣来的。或者是巴蜀商人在滇地将丝绸等商品出手给外国商人,再用所得贝币购买莋马、旄牛、“僰僮”,这贝币就流到滇王族墓中去了。

经蜀身毒道运到中亚的东川白铜

还有学者认为,命名一条古商路,不仅应从商路的“此端”进行考察,还应该从商路的“彼端”进行考察。

秦汉时期,张骞在蜀身毒道的彼端的大夏发现了“蜀布”,到了19世纪,考古工作者又在大夏故地、今中亚的阿富汗一带发现了白铜铸币。这种铜镍合金的白铜钱在中亚许多地方都有发现,而且数量不少。因为西方和中、近东既无铸造白铜钱币的原料,也无铸造白铜钱币的传统,中亚白铜钱币的铸造原料从何而来?有外国学者注意到,波斯语称白铜为“中国石”,这白铜极可能来自中国。他们将大夏国的白铜钱与中国西南出产的白铜进行了对比分析,发现二者的合金成分十分相近。镍矿资源主要分布在东南亚和美洲,而铜镍共生矿则集中在中国西南和加拿大。考古学界一般认为,大夏国铸造白铜钱的原材料是从中国西南输入的(李晓岑《白族的科学与文明》)。

这中国西南的铜镍共生矿,就在今滇东北和川南一带,与如今的昆明东川相关,正在古蜀身毒道/西南丝路上。《后汉书·西南夷列传》中所列滇地矿产,也以“铜”为第一。中亚国家以白铜铸钱,用铜数量不少,运输规模很大。当年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以四路使者、十万精兵,终不能打通蜀身毒道,而如此多之白铜,又如何经蜀身毒道/西南丝路神不知鬼不觉地运到印度,再到中亚,实在是一个谜。

沿蜀身毒道流转的石寨山铜鼓文化

石寨山形铜鼓是以滇池东南岸的石寨山古墓葬群出土的铜鼓为代表的一类铜鼓,年代为战国初期的公元前4世纪到东汉初年的公元前1世纪。这种铜鼓是楚雄万家坝型铜鼓的继承与发展,万家坝铜鼓年代为公元前700年左右,其形式古朴、饰纹简单,却奠定了后代铜鼓装饰纹样的大致格局(王大道《云南铜鼓》)。而石寨山形铜鼓鼓面较宽,铸造工艺也较精细、纹饰多样,表现了铜鼓铸造技艺日臻完善、进入了发展阶段。

石寨山形铜鼓上接楚雄和祥云的万家坝型铜鼓,流行于昆明晋宁、四川会理、贵州赫章、广西玉林等广大地区,在东南亚的越南、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也有流传。而这些“铜鼓之地”,正分布在古蜀身毒道/西南丝路沿线,并和马援古道相关。(朱净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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