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进步的角度来看，发生于1911年的辛亥革命不啻为一次成功的民主革命，因为它远未付出很多国家进行民主革命的成本，便让中国维系了两千多年的皇权社会解体并顺利维护了中国版图的基本完整。革命是一种非常态，但历史有时候不得不经历革命，一个民族能够成功地组织一场革命，表明这个民族内蕴着强劲的生命力和打破规范的能力。至于是孙中山或是袁世凯做了中华民国的大总统本身都没有多大问题，都可以视为中国近代民主政治的胜利。

    智识的中国社会精英分子通过革命后产生的系列变化能够意识到，近代宪政催生的公民意识正在中国的广袤大地上萌芽，它有两层含义，当民众直接面对政府权力运作时，它是民众对于这一权力公共性质的认可及监督；当民众侧身面对公共领域时，它是对公共利益的自觉维护与积极参加。一个崇尚法纪、均势制衡、自由和尊重权利时代正在到来，尽管步履蹒跚。

    在考察这场革命最应产生的结果时，我们不难看到皇权社会的覆灭对中国步入现代化国家进程的意义。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大一统的国家政权后，春秋战国时期那种人与人之间的对等关系便被一种单向关系所代替。所有的臣子都有单独对君主负责的义务，这成为中国古代国家政治的一个基本准则。讲求人伦小道理的身份社会与讲求天下大道理皇权国家纠缠于一种复杂的矛盾中，为了两种观念的和谐共处，双方都被迫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矛盾依然无解。帝王们建立和强化的是一种统一的君主专制的农耕经济大国的形态。一代代的圣君们殚精竭智，全力以赴地实行着一系列利于封建小农经济发展、压抑商品生产的政策以结构经济；奉儒道互补的文化体系为正统以结构意识形态；换汤不换药地延续着千百年不动摇的官僚体系以结构政治。他们巧妙地利用三者之间的关系，让其相互作用、相互调节，组成一个具有极强稳定性的社会结构。在皇权自上而下的控制下，除君主之外的每个人都在一种不确定性之中求生存，似乎从来没有获得过有尊严性的生活，并在皇权国家的重压下，一步步地丧失了人生的活力和创造性。而在旧体系的崩解中建立起来的是有无限假定性的契约体系，而现代化则表现为用法治来构架国家，完成从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的伟大转变。

    唐继尧这个从旧传统中脱颖而出的不平凡者注定会成为在历史氛围中奋起，在现代社会中有所作为者。这个想按照自己对社会目标的理性思维让国家政治达到现代化标准的人崇拜拿破仑和华盛顿并以他们作为自己向前看的标杆，他所主持和领导的地方政权的重要性并不在于是否保护了所有人的利益，而在于是否保护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唐继尧以自己的行为证明了一点：民主共和国的建立让近代中国进入了传统与变革交织的年代，需要所有人的精心维护。这种不可逆转的革命在带来个人观念解放的同时也在制止个人主义的肆意泛滥，有效抵制个人主义的方法是自由和广泛性的政治参与。从事前和事后唐继尧们的所作所为来看，护国战争的发生并非一种个人恩怨的结果，而是与作为民国大总统的袁世凯严重违约——意欲变更国体的称帝行为有关，而战争的全面胜利则表明了全国民众对民主宪政的充分认同感和中国新兴的民主力量对极端个人主义的坚决抵制。

    由于唐继尧一向具有的现代民主思维，所以他懂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经从往昔那种对身份的认同转化为契约的协作。所以他通过形势判断后对战争的前景有一种确信，能够在一场波及半个中国的维护共和政体的战争中调动云南所有的阶级，所有的人们为人民主权原则而战，并联合起中国当时的民主精英力量，将一个区域性的战争与资产阶级政治制度上的共和时代联系在一起，以民主的名义将护国战争推上了一个时代的高峰。这一功绩是同时代的其它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都难以比拟的。唐继尧的这种民主思维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爱国，尊重法律，尊重每个人拥有的权利意识。

    一、强烈的爱国之心

    世界上的爱国心通常可分为两种。一种主要源于国民对其出生地的本能的、无私的感情。它不仅包括对古老传统的热爱、对祖先的尊敬、对历史的一种怀恋，也包括自己珍爱属于自己的祖国。人们对这种爱国心的虔诚，完全不是来自理智，而是来自信仰和情感。年轻的唐继尧在留日期间的日记中写道：

    闻教官谈，甲午牛庄之役，日人残杀吾男女老幼同胞之惨状，令人气愤填膺，所谓文明假面，自行揭除。吾为日人之野蛮凶残耻，尤为吾同胞之生命贱于犬马羞。呜呼！吾尚不奋发图强以除此暴敌，为吾枉死同胞一雪冤愤乎？……学绝道丧，所赖以复兴者，惟少数豪杰之士耳……

    天下万姓，我之父兄子弟也；贫者颠连困苦，流离失所；侨民受遇，俨若牛马奴隶，皆我之父兄子弟也；一人不能得其所，我有罪也。甲午、庚子之役，我民无端惨遭异族屠戮；日俄战起，东北父老无辜受其蹂躏，皆我之父兄子弟也；此仇不雪，则我罪不恕；天之生我，宁无意乎……

    对给自己的国家和人民造成无穷灾难的日本人，他发誓要“洗心砺志、灭此顽夷，重振华胄威严。”

    青年唐继尧认为：如今的国人最重要的是知耻，而自己的祖国有十大耻：一、屡屡被列强割地侵权；二、国家没有主体尊严，听由外人残杀自己的子民；三、国民面对外敌之侵略不能激发志气，同仇敌忾；四、为一己一家之利向外敌摇尾乞怜，苟且偷生之冷血动物甚众；五、所谓青年有为之辈大多数人不务实际，经薄浮夸；六、所谓胸怀大志者多固执己见，党同伐异，能力涣散；七、武官惜命，文官爱钱；八、热衷窝里斗，争权夺利之时，即便兄弟也不惜反目成仇；九、所谓为民师表者，大多人格卑劣；十、国民愚昧缺乏良好教育。

    年轻的士官生因此感叹道，作为一个国家有此十大耻，即使国家尚未灭亡，作为她的国民则是悲哀加悲哀，根本不可能产生任何自豪感。他记道：“予年已二十余矣，尚不能率中原子弟振扬国威，可耻者一。才不足以压众，徳不足以服人，可耻者二。外患日深，而不以卧薪尝胆之精神，从事振作，好逸恶劳，苟且偷安，可耻者三。”

    他为自己规定了十点要求：志向高远、肚量宽宏、举止大方、存心磊落、持己严正、待人真诚、为事敏捷、决意刚健、言语明了、心机灵活。

    “外人日日厉兵秣马以谋我，我能不卧薪尝胆，磨剑整军以御之乎？”

    至于求学敌国，“吾身，国之身也；忍辱求学，为国也。今日之所流血汗，为日后洗国耻，涤国仇之用也。”

    这个士官生虽然年轻，却已经将自己的奋斗自觉地当成日后民族的奋起与国家重振的有机构成。

    另一种爱国心则主要来自于理智思考自己的国家，它深深根植于对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的正确理解。这样的爱国者内心很清楚，国家的利益对自己的个人利益具有重要影响；关心国家的繁荣，为国家利益贡献力量，本身就是在做对己有利之事。这种爱国心非常坚定和持久，它与政治权力的行使是密不可分的。成熟时期的唐继尧正是从一个感性的爱国者转变为一个理性的爱国者。

    他的临终遗嘱道：

    予十数年来，宣力民国，主持正义，唯冀国事早定，以利建国利民之荣。不幸予志未竟而一病至此，今后希望同志诸君，本予之素志，主持正义，发挥民治之目的，协力同心，贯彻到底。至嘱。

    二、尊重法律

    法律的制定会因人民的参与而具有巨大的权威，民众的意志是一支最强大的力量。攻击法律的方法一般采取两种手段：要么设法改变全国的舆论，要么践踏人民的意志。

    而维护民主者则说：国家者，我们的国家。人民者，我们的人民。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大清王朝被共和制度终结后，被封建主义施以长期禁锢的华夏灵魂终于得以释放。重见天日的喜悦令苍白变为红润，意气风发进一步演绎成血脉贲张。无论是在公开舞台上铿锵搏杀、急功近利的政党，还是浮躁于市井试图灿烂民间的个人对于“民主”这个出现在古老中国大地上的新事物之理解皆带有极大的主观性和片面性，“新”与“旧”较量更多的是表现在形式方面而非实质内容。昆明城市网.

    在那个时代，中国的广大民众熟悉的还是“朝廷”和“皇帝”，对于“共和国”和“总统”则几乎完全陌生。

    袁世凯对自己执掌了一段时间的这个民国非常失望，在他看来，君主制给中国带来的是数千年的稳定，而“共和革命”只会送给社会破坏与暴乱，革命党人急功近利，企图照搬西方制度一蹴而就，如此勉强的结果就是一片从上到下无穷无尽的混乱和恐怖，致使整个社会“造反成瘾，革命成疯”……中国的政治之海上，千帆竞渡，争先恐后，闪动的皆是桅杆，缺乏的却是一根能够定住人心的锚，结果就是堤溃水泛，而恢复帝制就是保护帝制那种能够维系人心的道德功能……

    然而不管出于何种考虑，历史却是不容任何人开倒车的。袁世凯私自选择的政治体制和所谓的历史传统受到一群有着真正共和理想者的公然挑战，而唐继尧是这个群体中的重要代表之一。当时很少有人能够像他那样，力主将近代先进政治理论付诸实践，将君权从自然法体系中毫不留情地驱逐出去。在袁世凯悄悄称帝的那一天，唐继尧领衔发出《誓告全国申明护国宗旨书》，文中四大誓言掷地有声：

    一、同人职责，唯在讨袁，天祚吾民，幸克有济，举凡建设之事，当让贤能，以明初志，个人权利思想，悉以铲除；

    二、地无分南北，省无论甲乙，同此领土，同是国民，惟当量材程功，通力合作，决不参与地域观念，自启分裂；

    三、讨袁救国，心理大同，但能助我张目，便当引为同志，所有从前党派意见，当然消融，绝无偏倚；

    四、五大民族，同此共和，袁氏得罪民国，已成五族公敌，万众一心，更无何等种族界限。

    任何不带偏见的人，都能掂出其中源于民主的激情与分量。正是由于云南首先义无反顾地举起护国大旗，才有了一股最后席卷全国的反帝制洪流。

    5月8日在广东肇庆成立军务院也是护国战争源于尊重法律原因之一，其成立主旨与“扶正黎元洪”有关。因为宣布独立的各省区一致认为，袁世凯背叛民国，已经丧失大总统资格，而副总统黎元洪身陷京地，无法行使大总统之职，只能依照中华民国约法《大总统选举法第五条第二项》之有关规定，成立军务院，遥隶于黎元洪。决定“以合议制处理军国重事，在大总统黎元洪未能躬亲职务时，一切国际交涉，由军务院抚军长暂行主持。”推举唐继尧为抚军长，岑春煊为副抚军长，并推刘显世、陆荣廷、梁启超等十二人为抚军。

    初议原拟推岑春煊任军务院抚军长，但不少人认为，云南为护国首义之省，而唐继尧为云南都督，功高天下，当推为抚军长。对此，梁启超如是说，“窃意抚军长一职，以滇省首义之勋劳，自非蓂公莫属，黔、桂、粤当无异辞。”

    5月9日，军务院通电各国驻华公使、领事：“以后除地方乡民交涉，照例仍由各省军民长官与各国驻近该地各官厅办理外，其中央外交事务，一概改为军务院办理。”

    5月11日，梁启超致电唐继尧：“我公再造国家之功，溥海宗仰，务乞俯肩大任，济此时艰。”

    军务院是进步党、国民党军人派和西南地方实力派的联合组织，按护国战争中各省区的具体贡献与表现排座次。它的成立使西南数省连成一片，声势更加浩大。

    当内外交困的袁世凯以尿毒病薨逝，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后，唐继尧马上致电中央，表示祝贺，并提出四项主张：

    一、恢复旧约法；

    二、召集旧国会；

    三、改组正式内阁；

    四、召开全国军事善后会议。

    7月14日，唐继尧鉴于护国军之目的已完全达到，为恢复南北统一计，领衔通电中央及各省，宣告撤销军务院。表示今后“国家一切政务，悉听元首、政府、国会主持”。

    并非所有军务院的同仁对此皆以为然，而唐继尧则一言九鼎地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愿景：一国、一家不能有二主，人为的南北政治事务对立是对自然法则的公然违背。正义的大业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将大政和公正返还给民主程序选出的合法统治者。这就是唐继尧作为一个尊重法律者应有的政治态度。之所以能够有这样的态度与胸怀，是因为这个在特殊时期代行国家元首职权的人自觉地将《中华民国约法》看成是一项契约，认为自己也是契约的参与者，理应挺身而出以维护这项法律。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他希望中国社会上的所有阶级、阶层和个人会对国家的法律表示信任和尊重，都将自己看作是法律的缔造者。

    对此，黎元洪致电唐继尧等，对撤销军务院表示衷心谢忱和请继续提挈。电曰：

    承电示撤销军务院，爱国之忱，昭然若揭。溯自帝制议兴，波诡云谲，输赀造意，缘法饰非，举国皆喑，莫敢发难。滇黔首义，薄海从风，合议机关，应时成立，披云见日，再缔共和，则是军院诸公，大有造于民国也……

    此际，对云南起兵再造共和之举，全国上下一片赞誉之声。孙中山致电北京道：

    讵料霹雳一声，云南起义，其目标之正确，信心之坚强，士气之昂扬，作战之英勇以及民心之振奋，响应之迅速，与黄花岗之役，辛亥武昌之役，可谓先后辉映，毫无轩轾，充分表露了中华民族之正魂。

    在1916年11月20日的《复李宗黄函》中，孙中山又道：“唐公命世之才，首倡义举，大功既建，处以揖谦，诚可以为全国军人之表率。”

    12月13日，孙中山致电黎元洪及国务院：

    ……首先宣告独立，誓师声讨者实推滇省，遂使西南响应，举国普从，以育今日。方之武昌首义，一则为民国开创之功，一则为民国中兴之业，皆我五族人民人人所宜永留纪念者也，伏乞总统、国务院主持，将云南起义日定为国庆节外，更予唐督军暨起事诸人以懋赏，以彰勋劳，昭示来兹昆明城市网。

    对此，当时的海外报纸也颇有溢美之说，《义声报》于1916年7月29日刊登从美国报纸上译来的评论：

    吾美人试观彼中国人此次之革命，颇似吾国谋统一之南北战争。盖袁世凯治中国数年以来，使人心涣散，南北分裂矣。幸有此次之战争，南军得胜，今则南北又统一矣，裂而复合矣。其得胜之原因，固南方将士之得人，其实宽宏大度，淡泊自持之唐公，有以主成之也。此后中国之共和国体，吾人决其必无第二野心人如袁世凯者，敢起而动摇之也。然则彼推倒清室成中国独立之伟人，有似华盛顿，保持中国共和，统一南北之伟人则似林肯也。东大陆主人唐公，其为吾新大陆主人林肯之化身乎？吾新大陆国民，不能不为东大陆友邦庆也。

    1916年11月24日，国会以张华澜等43名议员提出增加云南首义日为国庆纪念日的法案，该案未经讨论即付表决，全体议员一致赞成，并起立致敬，鼓掌祝贺。

    《义声报》对此评论道：

    非有云南之首义，则南京政府成立与南北统一之两纪念日，早经国贼取消；假令帝制若成，则武昌起义之第一纪念日，亦且自行消灭。可知前此之三纪念，皆得云南首义而保存。是云南首义之纪念日，宜与武昌起义而并重。

    法案通过后，黎元洪致电云南表示祝贺。

    此时，全国上下无人诋毁云南首义之天功，亦无人对英风益露的唐继尧说长道短。在有智识的国民心目中，这就是一个在国家危难之时，挺身而出以正义对抗邪恶的云南将军，一个尊重法律，力挽狂澜，拯救民国的再造共和英雄。

    三、尊重每个人拥有的权利意识

    道德观念是唯一可与权利观念相媲美的，甚至可以说两者本质上是一致的，因为权利观念就是道德观念在政治领域的应用。权利的观念令人们得以明确什么是跋扈、暴政，何为正直、独立和民主。屈服于暴力就是对人类尊严的背叛，就是自卑和自取其辱。唐继尧懂得，理性与良知在一起的原因是彼此吸引而非强制结合，中华民族应该成为尊重权利的伟大民族。在与唐继尧同时代的人物中，陕北镇守使陈树藩、督理四川军务兼巡按使陈宧与督理湖南军务汤芗铭自然当属良心背叛者，而唐继尧、蔡锷、李烈钧、冯国璋、段祺瑞等则是能够把理性、良知和勇气结合在一起并付诸实施的反潮流人士。作为身份社会里的头号大佬，袁世凯对唐继尧这位部下的确是“很够意思”的，双方之间的感情互动在护国战争之前的一段时间已臻高潮，袁世凯在唐继尧为去世两年的母亲补办丧事时委托云南巡按使任可澄代表自己致祭，除有祭文一篇外，还特撰碑文道：

    开武将军督理云南军务唐继尧晓畅军略，忠勇性成，率师援黔，功绩昭著，滇疆坐镇，建威销萌，几此令名胥由善教唐继尧故母李氏训垂报国，深可褒嘉，特赐崇碑，用绵累叶。

    此后，袁世凯亲书对联一副相赠于唐继尧，联云：

    华年壮节齐荀羡，边檄殊勋媲沐英。

    袁对唐的赏识和借重，溢于字里行间。

    在一封给唐继尧的亲笔信里，袁世凯写道：“国家多事，西南半壁，惟吾弟是赖。世凯老矣，我此一席，惟吾弟是待。”俨然以民国大总统之继承人相许。

    但纵然如此，唐继尧依然在关键时刻选择了自己的一份责任——与祖国和人民签下的一纸不可违背的契约。于是，中国历史上有了由作为云南政军界一号人物的他与蔡、李等人主导的护国战争，这是中国人民的杰出代表们维护共和政体的一次“辉煌日出”。

    四、在历史的“天平上”

    正因为有了当代人的认同，唐继尧去世后四年有了构筑于唐公馆之后花园、耗资不菲的唐墓。昆明城市网该墓由当时的云南省主席龙云主持修建。唐墓成功地融合了西方雄奇与中国含蓄的建筑风格，彰显出一种英雄拂剑长啸之后波恬浪静的立意。主碑题额为：“会泽唐公蓂赓墓”。两边楹联为：“功业须当垂永久，风云常为护储胥。”左右两边各竖立四块大型石碑，分别镌有唐公被推为抚军长、元帅、副元帅、政务总裁的文件。主碑顶部的横额上镌刻四个大字：“南天一柱”。

    在公元1937年，云南全省军政各界及民众在昆明大观楼公立了一座唐继尧大型铜雕像。

    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题诗《蓂赓总裁铜像揭幕典礼》对唐继尧的曾经做了简要的概括：

    桓桓唐公，革命英杰，

    讨袁护法，丕扬大烈。

    功在国家，泽流宗邦，

    郑哀子产，蜀祭武乡。

    巍巍遗像，南服是式，

    洱海苍山，奋乎百世。

    而两年前由国民政府颁发那道追怀先烈、用彰潜德的褒扬令则这般表述：

     故陆军上将唐继尧，精娴韬略，夙志匡时，辛亥光复之役，率军响应，克定边陲。嗣值袁氏僭号，首义滇省，维护邦基，厥功尤伟，亟应特予褒扬，用示政府追念勋贤之至意。此令。

    时任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有题词曰：功垂党国，勋著南天。英姿飒爽，如见当年。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亦有题词：桓桓武烈，正义克宣。护法护国，张我民权。勒勋纪绩，声施烂然。范金六昭，惟忆万年。

    唐继尧与国民党之间关系复杂，与当时执政民国的林、蒋素无交好，竟能获此崇高赞誉，是否又能从某个角度诠释公理战胜所具有的强大力量？

    铜像正式落成五个月后的12月25日，是云南护国起义纪念日，这一天，忙于抗战的国民政府特发明令，为唐继尧补行国葬，令云：

    故陆军上将唐继尧，于洪宪叛变之际，首义滇疆，声讨帝制，保障民国，卒使奸宄夺魄，国基重固，革命大义，于以昭宣。志节劲于风霜，勋业炳于奕祀。当此起义纪念之日，弥深追怀前烈之思。唐继尧应特予国葬，以示崇报，而资矜式。此令。

    国民政府的用意显而易见，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有必要通过表彰一个先烈来提倡共赴国难的精神，从而有效提振整个中华民族同仇敌忾，战胜顽敌的信心。

    对这些正式的国家评价和时人评价后人能熟视无睹吗？我个人以为否，有如不知厌倦地玩弄一千次形而上的学理符号蒙蔽人，莫如做一次形而下的心理还原以悦人。

    从一个深受民主思想熏陶的带有书生意气的青年督军到一个有理想的成熟政治家，唐继尧走了14年不算漫长的人生之路。后天特质在他身上的表现特别突出，这种质的转变从在日本的留学生涯始，此期间，他成为一个爱国爱民者，这种情怀进而让他逐渐转变为一个稳健的革命者。在他主政云南期间，在各种场合都会屡屡强调法制因素对民主共和国家前途的影响。在这些方面，他比很多同时代的政治家更有发言权。昆明城市网

    与其它时代杰出人物不同的是，唐继尧这个人并不崇尚传统的“受恩于公堂，拜恩于私房”。他虽然跻身政界，却不是一个圆熟的政治家。这是个现代特征十分显著的人，心中有一个自己想象的共同体，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想象逐渐凝结的因果。这种解读看上去似乎很虚，但落实到地缘政治的层面上便显得非常实在。毋庸置疑，很多现代化国家的形成过程都需要这样的想象凝结。他也许走得有点急，脚步迈得大了些，他的政治预期、激进思想和激烈手段并不为同时代那些思想还停留在身份社会的大多数同仁所理解。文明的令人惊异之处，不在于它上面的建筑多么巍峨壮观，而在于其底部只有那么几条纤细、敏感、脆弱的人文律令。所以文明的总体结构是个倒三角形。然而就是这些看上去不堪一击、实则不证自明的真理，才能够推导出世界历史上一场场变革与革命的全部合法性。唐继尧在纷纭的乱局中壁立千仞，只一个毅然便顶破了几千年来中国文人只说不练或者少练的习惯思维。在中国，人文精神的实践性是非常需要强调的，无论在这种实践要求中出现何种普遍性与个别性的联系与界限都弥足珍贵。在践行要求的过程中，人们将不可避免地触及到制度学范畴内的一个关键点：制度本身能释放出强大的学习功能，能使整个社会行为模式卷入其中而不自觉。唐继尧之所以无法结构一个辉煌的社会喜剧，就在于他处于一个前现代化的环境之中却要超前地去完成条件不具备的现代统一事业，这是一个根本无法解决的人与社会的现实矛盾，所以对最终的结果他不得不令自己扼腕叹息也是一种必然。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在现实操作层面有诸多失误，给社会精英和民众带来了很大的受挫感也是不可否认的，作为一个时期公认的中国政坛六巨头之一的唐继尧和其他巨头们都难辞其咎。但立意对其进行认真研究者可以通过对历史的探究不难看到其中唐继尧那颗有着不朽追求的心和为民众自由而不停骚动的灵魂。是历史创造了唐继尧这个有使命感的人，赋予他灵魂和生机。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在历史的关头做出正确的选择，正如拿破仑所说，“天才是火焰，却很少能够找到接受它的脑袋。”当唐继尧在历史的湍流中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时，杰出的个体作用也在客观上推动了历史的进步。

    至于他与其他人所发生的同道之争，今人不妨看得轻松一点，其如同一根直线在通过几个同向螺旋圈时发生的内摩擦。

    这个人多年来被指为军阀。何为军阀，查看《辞海》没有解释，《现代汉语词典》里解释为：1.旧时拥有武装部队，割据一方，自成派系的人；2.泛指控制政治的反动军人。如果按第一条简单地来套，唐继尧是一个军阀。但第二条于他却似乎有些对不上号，原因很明显：除了能够控制区域政治外，他对国家的整体政治并没有形成有效控制力，其力量最盛时仅能控制的地方仅为云南全境及黔川部分区域；从他一生的大部分所作所为来看，称不上做过什么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事情，所以不构成所谓的“反动”。而恰恰因为是“旧时拥有武装部队，割据一方，自成派系”的军阀，唐继尧才能够决定并实施以云南一省之力主导护国战争，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政治力量进行护法靖国战争，旗帜鲜明地反对张勋复辟和支持五四运动。他在甚嚣尘上的联省自治运动中大肆兴风作浪，坚定地认为：国家的政治系统应该有两种相互分开、相互独立的运作机制，一种是地方政府，负责处理所管辖范围内的社会日常事务；另一种是联邦政府，只负责处理全国性的重大问题，而组成国家主体的各省都与主权国家类似，必须妥善解决的复杂难题就是联邦政府和各省地方政府的权力如何进行科学划分。他尽情地为实现理想而泼洒鲜血，以致晚年树敌颇众。但这个人能够调动一个拥有9995542人、1702599户、贫瘠几冠全国之边疆省份，屡开战端。这种以一省之力与强大的敌手对抗的行为，不啻为那个时期的中国树立了一个立法者因自己的群众基础的扩大而壮大自己力量进行理想斗争的典范。

    五、重建历史公判的常识和规则

    昆明城市网在整个中华民国运作时期，始终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来对这个四分五裂的国家实施全面有效的管理和调控，民国时期之民生、民意的贯彻本如一整场没有规则的游戏。人口的广泛流动、局势的朝云暮雨，让人心难定。能够在这种汹涌波涛中有效作为并辉煌立足十四年者自然绝非那种被一打就倒的历史稻草人。须知当时愿意跟他一起走的万千民众并非毫无是非判断能力的白痴。他被诽谤，被故意遗忘多是因为他具有一种在逆境中敢于实践民主政治并为之勇于战斗的精神——那是一个合格的旧民主主义者必备的优良素质。如果“军阀”不是一个内涵和外延都被刻意妖魔化的词，不是一个用来打死人没商量的狼牙大棒而是一根有文明含量的探杆的话，我们能不能够说，正是有了像唐继尧这样具有建立现代化国家远大理想和抱负的军阀，中国近现代的历史才放射出了让后人瞠目结舌的逼人光芒。

    要对一个历史人物做出公正判断，我们必须做的是既对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及其内在动机做探讨，还必须退出一段距离，设法获得一个广角视野，如此才便于对个人的神秘行为和心理进行研究。虽然历史中的杰出个人对国家命运的影响不仅仅具有偶然性和次要性而且变幻无常，复杂而神秘，但是一个负责的历史研究者还是要尽一切可能用清晰的思路去阐述历史人物对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力。有智者告诉我们，“原因的原因的原因，就不是原因”。任何一种决定论，推理越深刻，越违背起码的逻辑。
我个人认为，研究历史是一项严肃的事业，不能用一个“瞒”字，也不能用一个“骗”字。研究历史不允许混沌、游戏，也不允许眉毛胡子一把抓。它要求透明，要求单纯。容不得两面取巧、语焉不详、八面玲珑，更容不得骑墙的政治滑头。在历史认识中持开放态度，需要勇气，保持常识其实要比追求人人都很强调的深度更不容易。正因为“画鬼容易画人难”，所以一些人选择了说鬼话和神话。如果说鬼话是对事实的歪曲，而神话则出于对简明事实的过度阐释。两者皆会令人目眩心悸，然而讨好和省力。但如果，真的想刻意讨好什么的话，莫如去讨好人民。史学前辈翦伯赞先生有言：尽管巧伪人能捞尽世俗的名利，却无法登上精神的阶梯。作伪的书桌不可能决定外部世界的走向。

    的确，哪怕中国研究历史的人中只有极少数罔顾学术良心和道德良知的人甘愿堕落为朝三暮四的栗子而不惜拼命顺竿爬的猴，我们脚下这块土地的文化含量是否还称得上丰富也都值得怀疑。昆明城市网

    在21世纪的今天，太囿于市民眼界不利于真正的学问，正如智者所言，历史是有缺口的，现实是有选择的，常识是有益处的。荒诞不稽的思维逻辑加上生吞活剥的理论拼凑只能产生一堆让人厌恶的混凝土渣，而文字的垃圾制造者害人害己，最终能有什么好结果？

    说点实实在在的话，做点实实在在的事并不丢份儿，在提倡新常态的今天，谁都应该静下心来淘洗一下自己的精神源头，为了一个经济大国的文化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