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诗人杜牧有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据民国罗养儒先生遗著《纪我所知集》介绍，他曾亲自对昆明的庵观、寺庙做过认真考察，得出结论：“省恒之庵、观、寺庙，自圆通寺计起，至双龙寺止，已有一百零八座。”

昆明的庵观、寺庙何以如此之多，这与昆明历史上的战乱频频、社会动荡，平民百姓渴望太平安宁，又得不到政府保护，只得求助于宗教寻求精神寄托，以及统治阶级利用宗教迷信维护统治等诸多因素有密切关系，这是另一话题，此处不议。本文只就昆明市地名所涉及到的庵观、寺庙，以笔者粗陋的见闻和体会，作一些简要的阐释。

庵观、寺庙与自然环境

“天下名山僧占多”。中国历史上，凡庵、观、寺庙，或傍名山大川，或隐林泉湖畔，皆为风景奇绝幽雅之处。君不见杭州的灵隐寺、峨眉的报国寺、武当的紫霄宫、庐山的东林寺，莫不如此。

历代诗人墨客笔下的描写，更是比比皆是。如李白的《听蜀僧濬弹琴》：“蜀僧抱绿绮，西下峨眉峰，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唐诗人贾岛的《题李凝幽居》：“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唐诗人常建的《题破山寺后禅院》：“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云南德钦县梅里雪山对面的飞来寺，昔日山门悬挂的一幅楹联，也写得妙：“古寺无灯凭月照，山门不锁白云封。”记得昆明旧时的妙高寺，也曾悬有一幅无名氏的楹联：“高则入定大千世界无比，妙不可言一片白云来去”。从楹联中透出的深深禅意看，撰联者无疑是一位僧人。在奇绝幽寂的自然环境中，出家人趺坐在幽雅静谧的禅房里，焚香一柱，手捻佛珠，超然世外，或寄托僧人之孤凄，或冥想西方之壮丽，任窗前白云进出僧舍，任月光透过松林射入禅房，此乐何极！

然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红尘滚滚市声嚷嚷的街上（如武成路的土主庙、城隍庙、武庙），在人来人往的小巷中（如钱局街的白衣庵、海潮巷的海潮庵、静定巷的静定庵），明清年间的老昆明城内，也会隐藏着无数的庵观、寺庙，这就奇了！也许，这应算是昆明这座边疆古城与内地大多数城市的不同之处吧。其实，这不难理解。撇开其宗教和政治的原因，笔者认为，这与昆明独特的自然环境和风景名胜有很大的关系。

明清年间的滇城昆明，三面临水（五百里滇池），一面枕山（山、商山、圆通山）。滇池古称“滇南泽”，水域宽阔浩淼，“所出深广”，这远非现在的滇池可比。据上辈老人相传：明清年间，从滇池可坐船至莱海（翠湖）。《徐霞客游记》也称“（黄土坡）坡西则大坞至北而南，以达滇海者也。”说明在明代滇池水已离黄土坡不远。明清年间滇池水域之宽，便可想而知。

明洪武十五年（1382）昆明造砖城时，又将西边和北边的部分山林（商山余脉所属的大西门荃麻巷、天君殿巷、云南大学南端和圆通山），以及菜海（翠湖）、蒲草田等围入城内，这就使明清年间的昆明城俨然是一座不折不扣的山水城市。这从清末昆明的布衣画家张士廉先生的《昆华八景图》中的《滇池月夜》《云津夜渡》《山倒影》等图也可看出。明清时的昆明城，确是一座被茫茫烟水从三面（东、西、南）环抱的风光旑旎的古城。

那时，城内是“三春画桨镜中摇”“酒市溪村接板桥”“醉看塔影（东西寺塔）忽双飘”（孙髯滃句）的美景，俨然一幅幽雅宁静的水乡风貌。这些景致，与江南著名的水乡周庄、同里、乌镇又有何异？可惜，沧桑巨变，今日的我辈只能从古人的诗画中领略当年昆明水乡的风味了。

明清年间的昆明，真称得上是一座山水城市！城内有山有湖有河：五华山、圆通山、祖遍山；翠湖；盘龙江穿城而过，还有明通河、玉带河、洗马河，与城外的西坝河、采莲河、大观河、宝象河与之相连，通往五百里滇池；更有无数涌着清泉等地下水的水井，分散在千家万户的小街小巷和百姓家中。与水和井有关的地名和巷名就有数十，如：潘家湾、螺蛳湾、董家湾、佴家湾、水晶宫、吴井桥、海源巷、江城巷、海潮巷、饮泉巷、清泉巷、春泉巷、汲水巷、打水巷、龙井巷、大井巷、小井巷、双眼井巷、四方井巷、永井巷……

此外，还有各种树木花草点缀于街巷之间。与此有关的小巷，亦有若干，如：大梅园巷、小梅园巷、大柳树巷、白果树巷、双梅树巷、三棵树巷、芭蕉巷、枣树巷、槐树巷、桂花巷、竹子巷、小花椒巷、莲花巷、红花巷、荃麻巷、蒲草田；除此，巷里的百姓，包括一些名士和官宦、商贾之家的宅院，还深藏着大小不一的私家花园……

如果说，“天下名山僧占多”，那么，对于明清时的昆明古城而言，其风景幽美静谧的水乡特色的街巷，不也“僧占多”？这就不难理解明清年间的昆明街巷中，会有那样多的庵观、寺庙。自然，小巷里的庵观、寺庙都很小，但麻雀虽小，肝胆俱全。明清年间的省会昆明，城隍庙的香火味儿，会从城隍庙街飘到土主庙街；圆通寺的暮鼓晨钟，会传到平政街法国人的天主堂；土主庙道士的钟磬锣钹声，会传到文庙街文庙里跪在大成殿孔夫子神位前的秀才耳中；钱局街白云巷里白衣庵（后改为白云庵）的木鱼声和磬音，会从曲折的小巷飘出，顺着瓦檐，飘进与钱局街仅一墙之隔的云南陆军讲武堂的操场……这些，对于明清年间乃至民国初年的昆明居民，大概已是司空见惯的寻常事儿吧？

武成路的古寺古庙

在昆明，历史上的武成路是古寺古庙最多的一条街。随便数数，从街头到街尾，850米的平缓的下坡街上，就有土主庙、城隍庙、武庙、太阳宫、补天寺等。

街上段的土主庙，建于唐（南诏），原名大灵庙，元末改为土主庙。明代中期，土主庙已由道士住持。据民国罗养儒先生遗著《纪我所知集》载：土主庙在道光三年，因地震倾圮，咸丰初年重建。庙分三进，“宽大异常”。正殿天井中，有缅印式砖塔二座，高丈余，座下有石盘约一丈五六，称为“千年前古物”。

这座被志书称为昆明“最古之庙”的土主庙，内供三头六臂骑白牛的“大黑天神”，其塑像威猛异常、飞腾灵动，传为出自四川塑像名匠罗都道太之手。庙内有株名贵奇异的菩提树，“每年四月花开如莲，有十二瓣，遇闰多一瓣”，传闻乃南诏大又法师自西天竺（印度）携带之捻珠丸子种植。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游滇时，曾“过土主庙，入其观菩提树”，对庙中菩提树赞叹不已。可惜，抗日时期，土主庙惨遭日机轰炸，寺毁大半，几乎五分之三成为瓦砾，仅余主殿和少许房屋，遗址改为华山小学。

城隍庙，位于武成路中段。庙前大门临十字街口，后殿至磨盘山尽忠寺坡。庙门前有一大戏台。沿甬道入庙，两厢为七十二司，塑有阴森的地狱像。往里，有大殿、配殿、城隍寝宫、印佛亭、先贤寺等。“大殿上塑城隍像，高及丈，俱明衣冠坐于龛内，旁侍牛头马面、判官、鬼王等十二像，均高至丈。殿宇虽系三楹，却十分宽大。殿悬木匾极多，且多属名士手笔。”（民国罗养儒《记我所知集》）

传闻武庙街城隍庙的城隍，是明景帝时期的兵部尚书于谦，因瓦剌入侵时保卫北京有功，却遭奸臣陷害为明英宗所杀。于谦死后，天帝念其赤胆忠心保国卫民，封他为云贵总督城隍，以保边疆安宁。按旧规，每年“城隍出府”三次，游遍城中主要街道后，到城外西郊地台寺“述职”。

城隍庙门外侧边，有两家茶馆，内有说书人说书。辛亥革命后，茶馆和小吃摊增多，成了热闹的地方。民国二年（1913），城隍庙改公祠，后又在原址建电影院（今为五一电影院）。1941年4月9日，日机27架空袭昆明，城隍庙街前后均中弹，全街毁于一炬。

武庙，系清嘉庆二十年（1815）从南门外关帝庙移建于小西门内的旧三圣庙。同治二年重修。位于武成路中下段，内供汉代名将关云长塑像。明清时期，滇中寺庙以观音寺、关帝庙、土主庙为最多。武庙街的武庙，与其西面的补天寺、北面的石屏会馆、东面的三一圣堂为邻，占地面积不小。庙内有武成殿、武成门，应为昆明城中规模最大的关帝庙。辛亥革命后，1923年武庙改为学校，今为武成小学所在地。

补天寺，位于武庙西侧的静安巷，因内供女娲神像，故名。清末，补天寺改为丝竹会馆。民国时期，豪绅何干成将会馆改为新滇戏院，演唱滇戏。1949年又改名为新滇电影院，专门放映过时的老电影，巷名亦为新滇巷。

太阳宫，道观，位于武庙斜对面三转弯巷侧边。建于清代中期，年久失修倾圮。后在旧址上建房成巷，名太阳巷。

荒野坟山藏古寺：地台寺

地台寺建于大清光绪年间，寺里供奉地藏王菩萨。古寺大概位置，据前辈老人回忆，应在云南师范大学东南及建设路南口一带。

旧时，从大西门（宝成门）出城，便是一条铺着凸凸凹凹青石块的半城半乡的小街（凤翥街）。沿凤翥街，经光绪年间建的魁星阁，从街北口立着的一道古老的有瓦顶的门楼出去，便见一条崎岖的山路，依商山余脉，渐行渐高。往北可至苏家塘、羊仙坡；往西南可至大小虹山，又可绕到黄土坡。这是一条通往富民、沙朗、武定的古驿道。古驿道两侧，野坟荒冢甚多，十分荒凉僻静。地台寺就湮没于这一带的荒野之中。由于年代久远，沧桑巨变，至今已不知地台寺确切位置，更难觅其踪影。

笔者第一次听到地台寺这个名字，竟是在一个挖鸡脚刺根来城边卖的年轻叫花子口中。那时，笔者尚幼，随长辈到大西门（宝城门）外的凤翥街买菜，见魁星阁下的街边，一个叫花子模样的年轻人，在卖一大堆才挖来的鸡脚刺根。鸡脚刺根昆明人都知道，那是一种滋补身体的山药，可炖肉吃。叫花子誇说，这些鸡脚刺根是他从城外地台寺的荒山上挖来的。地台寺的鸡脚刺根，得地藏王菩萨保佑，又沾了地台寺的灵气，长得特别肥壮，是补虚治病的良药。

地台寺虽处于城外的荒山之中，在清代的昆明却享有不寻常的特殊地位。从史料得知，每年农历清明节、七月半中元节、十月初一，城隍都要出府。这天，要举行盛大的游街仪式。百姓将城隍老爷的木雕神像，放置在十六人抬的五岳朝天大轿里。有全副仪仗在前鸣锣开道；有扮成牛头马面、判官、鬼王及数十鬼卒，前呼后拥着城隍。队列后，更有成百上千的手执香一柱的昆明城民众紧紧尾随。城隍巡游完城内主要街道后，就从大西门（宝成门）出城，到城外山上的地台寺“述职”。述完职后，又从大东门（咸和门）入城，回城隍庙。“城隍出府”阵容之大，令人咋舌。辛亥革命后，“城隍出府”这一民间祀典，不久就被当局取缔，地台寺也随之结束了自己最为风光热闹的时期。民国中后期，地台寺因其僻静，且又离城西的钱局街模范监狱不远，故其地被国民党政府定为秘密枪毙要犯的刑场。许多云南建党早期的著名优秀共产党员，如赵琴仙、杜涛、王德三、吴澄、李国柱、张经辰等，就是在城外地台寺围墙外的山野被杀害的（见《昆明英烈传略》，昆明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关于地台寺的历史照片，已很难见到。近日，笔者翻阅云南美术出版社2004年4月出版的、由法国人奥斯特·弗朗索瓦等摄制的大型摄影图相集《历史的凝眸——清末民初昆明社会风貌纪实》，竟在该书的第22页发现了地台寺清末的历史照片。这是一张难得的珍贵的历史照片。笔者用放大镜对着照片，逐一细看，几乎沉浸在清末民初的社会和历史中。

尽管这是一张远照，其拍摄角度相对地台寺山门而言，略为偏斜，但却恰到好处地再现了地台寺的全貌及古寺所处周围的山形地貌等地理自然环境。即使从当今看来，也让人不能不佩服这位十九世纪晚期的法国人独到的审美目光和取景角度。

照片上的地台寺，给人的印象其建筑规模并不小。古寺为四进，从左至右依次为山门、前殿、中殿、后殿，还有隐于浓茂的柏树后仅露大屋顶的偏殿。借助放大镜细看，比之中殿，前殿稍矮，后殿则又更高于中殿。除后殿为歇山屋顶外，其余为硬山屋顶。细看，又见后殿正脊顶上，隐隐有葫芦宝顶装饰。从地台寺后殿如此形貌看，无疑应为供奉地藏王菩萨的主殿，即地藏殿。

可以想见，古寺大殿后院，葱茂的柏树中，还会隐藏着一些生活用房和静谧的木鱼声声的禅房僧舍。这些围在寺院长长的围墙里的古寺建筑，虽然我们无法近观，但却也能透过这张远照，想见当年其殿堂的宏伟壮观，其佛像的肃穆庄严，其禅房的清幽雅静。我想，在那黑暗的民国中后期，当白天地台寺围墙外荒野罪恶的枪声打破了古刹的静谧后，入夜时分，寺里长老们定会围在佛灯下默默诵经，以超度那些壮烈不屈的亡魂……

地台寺山门右侧，长长的围墙外（即照片正面），是一片开阔平缓的荒野地。细看，则是一些纵横交错的荒歉田亩，当为清代及民国地台寺的田产。田地延伸到照片正下方时，竟与一段布满野坟荒冢的山坡相接（山坡约占照片的四分之一）。这些密密麻麻的乱坟中，除了还残留着零星的几块东倒西歪的墓碑外，大多为无墓碑的低矮荒冢，其年代的久远和苍凉寂寞，令人为之唏嘘不已。当年那个摄影的法国人，显然就是站在田地后的坟山陡坡上，往下俯拍地台寺的，故地台寺上方的天空，几乎占了照片的一半（即照片的整个上部）。

照片上的苍空下，古寺后面下方，又露出一抹坟山，那是低于地台寺的又一山顶。坟山后，可遥见一脉长而蜿蜒起伏的山脊，说明地台寺所处地势不低。再向远处眺望，山外还有山。其中右前方的远山（即照片之右沿），兀然矗起一座苍茫山巅，虽模糊不清，然其轮廓走向，却能隐隐看出是昆明城北面的山（长虫山）。由此，可推断地台寺的具体位置应在城西的商山余脈（虹山的北面）。法国人的照片中，由于从后山坡往下俯照，地台寺山门及其寺院墙内殿宇叠叠的屋顶，皆历历在目。紧靠照片左边中部的古寺山门，其右侧是一片荫翳的古树林。树林边沿隐现出一段山路。山路直达地台寺山门，而山路的来路，则已隐于照片边沿处不可见了。

照片上，地台寺的山门比较传统，为两坡水的中式瓦屋顶，有不窄的庙门；门两边略宽的白墙上，各嵌一圆形大木窗。门两边的白墙，在照片上显得格外明亮触目，似正被旭日照射。显然，当年那位法国摄影家是在早晨的朝阳下拍摄地台寺的。由此，则可推断地台寺为寺门东向，尾朝西北。该图旁有文字说明：“清末西郊地台寺，位于至今云南师范大学一带，这里曾设早年的行刑场，也是昆明普通人家葬坟之地。”

笔者翻阅《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地名志》，在该书第42页“建设路”条目内，亦有一段涉及到地台寺的文字：“（建设路）原是崎岖小路，无名。清光绪年间（1875~1908）在此建地台寺，这片地区便俗称地台寺。”

民国末年，地台寺荒废不知所终。

归化寺：以山名之的古刹

归化寺在昆明东南十里的金马山东头，寺建于明成化年间（1465~1487）。

明成化年间，因昆明城内的山，自以五华山为主，四面山头俱朝拱五华山，独东郊一山掉首东向。此事传到朝廷，黔国公沐琮奉敕建寺于此山，寺名归化寺，山名亦称归化山。

清咸丰七年（1857）归化寺毁于战火。清光绪六年（1880），住持僧妙机募资修复。

民国罗养儒先生于民国年间考察归化寺，称：“今寺之两廓绘《香山传》全部，极其工致。寺亦宏大壮丽，培植花木亦多，自是一名胜地处。”

云南著名书法、篆刻艺术家、云南考古事业的开拓者孙太初先生，暮年著文《废寺奇缘》，以自己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与昆明著名装裱艺术家张宝善先生到昆明东郊归化寺拓碑时的所见，对归化寺写了一段十分珍贵精彩的文字，给后人留下了这座明代著名古刹的轮廓和濒临危亡时的最后情景：“归化寺位于金马山麓，创建于明朝中叶，是禅宗高僧古庭的道场。该寺明、清两代香火极盛，成为昆明市的一大佛教丛林。可惜年久失修，和尚星散。到了五十年代，只剩下一位看管人员，守着这座破败不堪的寺院了。寺的周围都是茂密的麻栗树，寺前苍松翠柏，环境清幽。山门外数十步，有一座木结构牌坊，从精致的斗拱、花板和褪了色的彩画上，还能依稀领略当年的风采……我去寺内外各处调查。大部分殿宇的屋顶都已漏雨，琉璃瓦上杂草丛生，门窗有的已不存在，殿内地面上全是瓦砾和鸟粪，蝙蝠在黑暗的梁架间飞来飞去，佛像身上色彩斑驳，但一部分的躯体还大体完好，其中四天王像及三世佛塑得非常有仪态，是明代泥塑中的佳作。置身于这样寂静荒凉的废寺中，仿佛进入了《聊斋志异》描写的某个环境，颇有点阴森恐怖的感觉。”这最后的一笔，道出了归化寺临终前的苍凉。

1968年左右，笔者在东郊凉亭一带某大型工地施工，路经金马山麓，在山坳间一片茂密的麻栗树间，竟见到该寺。孙太初先生描述的那座有“精致的斗栱”的木结构牌坊，还孤独凄清地耸立在荒林中，但进入寺门，却已是一片瓦砾和荒烟蔓草了。于是，写这篇文章时，我可以明确记下一笔：归化寺毁废于1968年左右。明成化年间，归化寺因归化山得名；清代，归化山因金马碧鸡传说改名为金马山。

陈圆圆与昆明尼庵

三圣庵，始建于明万历九年（1518），名土主庙，后毁。清康熙年间重修为庵堂，位于昆明小西门（威远门）外的瓦仓庄。

康熙十一年（1671）从菜海子（翠湖）西畔的平西王府，走出一个目含悲愤、面容清丽平静的中年女子。女子缓缓走过洗马河、蒲草田，从小西门出城，走进瓦仓庄的三圣庵。三圣庵的师太将这位风貌高雅不俗的苏州口音女子迎入佛堂。众尼双手合十，排列两旁。香烟袅袅的佛堂里，响起笃笃的木鱼声和诵经声，随着清越的一记钟磬声，女子正式削发为尼，师太为她取法名寂静，号玉庵。从此，昆明尼界多了一位比丘尼，她就是平西王吴三桂的爱妃陈圆圆。

明清以来，昆明的尼庵甚多，数量几乎与寺庙对等。除城外著名的三圣庵、铁峰庵、虚凝庵外，仅城内就有大小尼庵五十多座，且多分散在市井中的背街小巷内，如海潮庵在华山西路海潮巷内、妙法庵在大兴坡脚、祝国庵在篦子坡东侧的水晶宫。此三座尼庵皆离菜海（翠湖）很近。此外，另有白衣庵在钱局街白云巷内、紫衣庵在土主庙街、静定庵在崇仁街静定巷内、吉云庵在吉云巷内、积善庵在积善巷内、仁寿庵在仁寿巷内……

据传，昆明尼庵有四分之一为寂静玉庵禅师（陈圆圆）所建。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钱局街的白衣庵。

大清顺治末年至康熙年间，钱局街白云巷有尼庵一座，因庵中尼姑尽穿白衣，故名。白衣庵除钱局街外，登仕街还有一座，相传均为陈圆圆所建。尼姑何以尽穿白衣，如同平民百姓发丧所穿？此事内含隐情，说来话长。

明末，永历帝败走云南。清军三路入滇追赶。明叛将吴三桂自开山海关降清后，变成了满清的一条走狗。为争头功，吴三桂率清军对永历帝君臣穷追不舍，永历帝被迫逃亡缅甸。清顺治十八年（1661），吴三桂率清军直压缅甸边境，迫使缅王将永历帝及亲属交清军送回昆明。据云南明史专家马荣柱教授著文介绍：“永历帝押回昆明，囚禁于篦子坡头金蝉寺内。当时城内的居民看到汉奸吴三桂对明朝系统斩草除根的状况，非常气愤，连吴的卫军满州八旗将领章京纪尔特、莽尔洒等都看不惯背主求荣的吴三桂的残酷做法，要起来反抗，均被吴杀害。”康熙元年（1662）夏，吴三桂将永历帝父子缢死于篦子坡金蝉寺。民间传说，永历帝父子被害日，倾刻昼晦，继而大风霾，雷电交作，空中有二龙蜿蜒而逝。永历帝被缢死篦子坡后，昆明父老出于对吴三桂叛国降清的义愤，遂将此坡改名为“逼死坡”。钱局街白衣庵尼姑尽穿白衣，或与此有关。

吴三桂被清顺治皇帝封为平西王后，愈发骄横，不可一世。他私填菜海之半，在钱局街东侧（今云南陆军讲武堂、省图书馆一带）构建恢弘豪华的西王府，据史料称：“平西王府千门万户，土木之盛，似以帝居。”为给爱妃陈圆圆凿莲花池、建安阜园，不惜挖毁昆明城乡百姓墓庐数千，故清人王思训作《野园歌》斥之曰：“凿一池抛万姓冢。”吴三桂在云南统治二十多年，倒行逆施，民怨沸腾，百姓敢怒而不敢言，其暴政引发云南各族人民多次的反抗和起义。弱冠之年的康熙皇帝查觉其拥兵自重、割据一方的野心，决定“削藩”，吴三桂这个民族败类又发动叛乱。

昆明钱局街白衣庵尼姑尽穿白衣，此事颇不寻常。内中，既含悲悼明亡之意，又暗含对大汉奸吴三桂的诅咒，表达了百姓对平西王吴三桂暴政强烈的反抗情绪，也从另一侧面体现了明末清初云南各族人民不屈从满清统治的民族气节。康熙二十年（1681）底，吴三桂叛乱被大清彻底平定。钱局街白衣庵，因昆明百姓嫌白衣不吉利，遂按谐音改称白云庵，巷名也随之为白云巷。

再说陈圆圆。陈圆圆虽为江南歌女出身，却是一个有见识明大义的女人。对吴三桂先叛明降清、又叛清称帝的一系列不利于国家安定和民族团结的作为，陈圆圆愈来愈反感。被封为平西王的吴三桂，坐镇云南割剧一方，竟在康熙十年（1671），在昆明东郊鸣凤山建造“金殿”，做起了皇帝梦。对康熙的“裁军”指令，吴三桂阳奉阴违，暗中却积极扩充军队，私造武器，甚至为了有借口扩充军力，有意在云南制造事端，挑起民族纠纷，转而又镇压云南各族人民。陈圆圆多次苦劝吴三桂不要与中央（清廷）对抗，吴三桂不睬。在看透吴三桂的野心后，已拒绝正妃封号并早已另居别院的陈圆圆，写了一封语重心长、对形势分析精辟的信，再次劝吴三桂不要反叛，否则将“贻重患于子孙”。但叛心已决的吴三桂毫不理会。陈圆圆遂决意离开西王府出家为尼，吴三桂此时已有“八面观音”“四面观音”等美人为妾，早已不在乎人老色衰且与自己政见不同的陈圆圆，便点头任其削发为尼。

陈圆圆在三圣庵出家后，一心念佛，又在昆明城建尼庵十多处，其中近世存留的有白衣庵二处（一在钱局街，一在登仕街）、妙法庵、金莲庵、紫衣庵等。据昆明著名史学家谢本书教授在《昆明史话》一书中介绍：“这些尼姑庵落成后，遂选择与自己面貌近似之女子若干人，为各庵住持。陈圆圆遁迹于各庵，今日在此，明日在彼。时间久了，竟不知她到底在哪里，也不知道在这些尼姑中，哪一个是真圆圆。”事实上，此时已被佛教界尊称为寂静玉庵禅师的陈圆圆，已成为昆明尼庵众尼姑的精神领袖，其为人处世及对时政的看法和观点，已成为昆明尼姑仿效的榜样。

康熙二十年（1681），清军攻陷昆明。陈圆圆生死不明。有说陈圆圆投城北莲花池自尽；有说陈圆圆趁乱出走，不知去向；也有说，陈圆圆仍隐于城中自己建的尼庵中，终日吃斋念佛。不久的一个月白风清的夜晚，翠湖东畔大兴坡脚的妙法庵，突然起火，庵中十八个尼姑团团趺坐在佛堂中，从容地诵经自焚。妙法庵的大火浓烟，在大兴坡脚久久升腾，烈焰中不时还隐隐传出钟磬声。之后，昆明百姓传言，说十八尼姑闻知她们崇敬的寂静玉庵禅师（陈圆圆）沉莲花池自尽后，悲痛万分，竟以火焚身，追随她们的寂静玉庵禅师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又有一说，妙法庵自焚的尼姑中其实就有陈圆圆本人。

此后，昆明百姓一直改称妙法庵为火烧庵。妙法庵烧毁后，再未重建，只留下一段谜一般的故事，在昆明百姓中传来传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