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寨山古墓群位于昆明滇池东南岸的晋宁区上蒜镇石寨村，山体面积为32910平方米，是战国至汉代滇王及其家族臣仆的墓地。从1955年至今共进行过5次正式发掘，清理墓葬87座，出土器物5000余件（套），其青铜器雕铸有当时滇人祭祀、战争、农耕、纺织等场面，工艺精湛、造型优美、形象生动、风格独具，为研究滇池地区古代民族史、冶炼技术和宗教习俗以至我国西南地区古代经济和文化形态都有重要的意义。
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因其极高的科学、历史和艺术价值，先后被公布为云南省文物保护单位、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第五次发掘被评选为“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还被列为全国一百个大遗址保护名录。
潜藏在石寨山出土青铜器背后的诸多难解之秘，至今还吸引着许多学者和昆明人的目光。
古滇国为什么没有自己的文字史？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说庄蹻在滇池地区“变服从俗”称王，而他“变”的什么“服”，“从”的什么“俗”，却一个字也没有提。滇人也没有留下只言片语的文字记载，让后人困惑不已。
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已普遍使用文字，屈原的《离骚》就是文字创作的极品。楚国大将庄蹻入滇，麾下数万兵将，必有断文识字之人。按楚地习俗，庄蹻做了滇王，当用文字立碑、刻书、勒石、铸铜器，以记其功绩，显其威德，甚至还会在一定范围内推广文字。但是，在早期滇国青铜器中，滇王金印上有“滇王之印”四字，是汉武帝赐给的，另有5面铜镜，有几十字的铭文，也是朝廷送的。其余堆积如山的近5000件滇国青铜器上，竟找不出一个字的历史记录来。由于没有文字记载，滇国历史几乎一片空白：其何时诞生，如何发展，又如何消亡，其王城何在，疆域何处，制度、王权、社会形态如何，完全没有文字可考。有的学者困惑之余，甚至怀疑这个滇国到底存不存在。若不是滇王金印出土，与《史记》的记载不谋而合，那滇国的存在还真成了问题。不过，滇王既然有王印，必然要盖王印，要有盖了王印的“文件”；有“文件”则必有文字——那些“文件”、文字藏到哪里去了呢？
万幸的是，滇国统治者另辟蹊径，把一部古滇国史铸在青铜贮贝器的盖子上，铸在几千个形象逼真的青铜人物造像上，记录了当年“诅盟”“战争”“上仓”“报祭”“孕育”“纺织”“藉田”的宏大社会场面，记录了古滇人农耕纺织、干栏住房、孔雀图腾、生殖崇拜、猎头祭祀、贵重贝币等社会生活习俗。这些铜盖上有结髻的滇族人和编发的昆明族人，和《史记》的记载完全相符。学者们还从中发现了北来的氐羌人、南来的越人、西来的濮人，甚至有南亚和西亚人等。这些人又有贵有贱、有苦有乐、有喜有悲，有奴隶、奴隶主、武士、俘虏、平民、巫师、商人等——这部“从地下挖出来的历史”足以证明，早在2000多年前，滇池地区就是各民族融合、发展的大熔炉、大舞台。
古滇王国用青铜铸像记载历史的方式，在中国青铜器文化中绝无仅有。古人多用文字记录历史，简洁明快，得来容易，而滇人却拒绝文字，而费心尽力地去雕铸铜像，制造一部无字史，让后人匪夷所思——不过，滇王既然有印，必然有盖了印的“文件”；有“文件”就必然有文字，或许，只要我们有耐心，终会发现那些盖了“滇王之印”的“红头文件”……
“刻铜纪事”是滇国的原始文字吗？偌大一个滇国，与屈原故国有渊源，与大汉王朝有来往，又接受封号并入了汉朝疆域，还驻有西汉官兵，创造了高度发达的古滇文明，创造了举世罕见的青铜文化，然而却没有文字——不但自己没有文字，也拒绝使用汉字，这实在说不过去。多年来，专家们在滇国出土文物中苦苦寻觅，终于在一块铜片上找到了滇国原始文字的蛛丝马迹。
这是一件长方形刻纹的薄铜片，出土于晋宁石寨山13号墓，是这座西汉中期大墓的300多件随葬品之一。铜片下半段残缺，残长42厘米、宽12.5厘米，用线刻的绳纹将铜片分为5格，每格内都用发丝般的线条刻出不同形状和内容的图案，经专家考证有孔雀、玉璧、背箩、带枷奴隶、缚手奴隶、长辫人头、牛头、马头、虎头、豹头、绵羊头、海贝、牛角、钱篮、钱袋等。
有专家注意到，在这些图案一侧或下部，多刻有圆圈、短线等，认为这应该是计数符号。有的认为表示计数，有的认为表示计价。有的专家更大胆推测短线和圆圈之间还有进阶关系：以一条短线为一，以一个圆圈为十。若此说成立，则铜片第一格之画图可表达为：1只孔雀、1块玉璧、1个竹箩（粮食、田地）、12个奴隶、70头牛、20匹马、1只虎、1只豹、23头绵羊、3枚海贝——这在逻辑上似乎是说得过去的。但此格下部画了3枚海贝，不像其余图案以短横或圆圈计数，似乎有问题。细观图案，其一贝刻于虎头下，二贝刻于豹头下，如果把海贝图形也视为计量进阶单位之一，1个海贝图案为20或100，则此问题可迎刃而解，逻辑上更为通畅。
专家们把这些图案判定为早期的图案文字：绘人、兽、物为图是“象形”；以人头、兽头代表人、兽是“省笔”；而以竹篓表示粮食或田地，以钱袋、钱篮表示钱财，以牛角表示酒或权力，又有“表意”功能。而其中短线和圆圈之类，已成为计数或计价符号，进入了原始纪事、计量范畴。
显然，这是一份“刻铜纪事”的清单，而为何随葬地下？历来各说不一，或说是死者生前的买卖单据，或说是随葬品清单，或说是替代随葬品的标志，或说是巫师的记事本，或说是盛放弓箭的漆木箭箙的铜背板——还有专家认为这是一块“纪功铜牌”，所刻人、物都是死者生前征战得来的战利品，有抓获的俘虏，有斩获的首级或猎获的人头，还有掳掠的牲口、猎杀的野兽等，都刻铜为记，随葬入墓，以显其功绩。
“刻铜纪事”铜片出自石寨山13号墓，同墓还出土了一个贮贝器，器盖上有“战争”铸像群，似乎可以为“纪功铜牌”作旁证。这个铸像群由13个人物组成，正中铸有一个佩剑主将，其披甲戴盔，手持长矛，纵马直前，其身手高大，通体鎏金，当为墓主。其马上悬挂人头，麾下士兵有人头到手者、有正砍敌头者、有正捉俘虏者。当时的战争，无非就是为了掠夺人口、财富，索取贡赋。一组有名的“纳贡”贮贝器盖铸像也出自这座13号墓，纳贡者或背竹篓，内装木箱，或背布袋，内有兽腿，或牵牛、马，捧献贡物等。这两组铸像和“刻铜纪事”牌显然是有联系的，“刻铜”所记，就是铸像之事——铸像表现的就是墓主建立战功的场景，“刻铜”记录的是墓主建立战功的成果，二者互为补充，成为墓主的纪功铜碑。
从逻辑和常识上来说，“纪功铜牌”说显然更有说服力。但石寨山现身的有50座滇国王族墓葬，出土了近5000件青铜器，大墓中也不乏铜片出土，而“纪功铜牌”却仅此一块，是葬俗还是特例？《史记》说建立滇国者为楚将庄蹻，当知楚国文字，为何又重头来创造这等含糊不清的原始图画文字——其“变服从俗”如此彻底，把屈原使用过的中原文字都“变”得无影无踪，而“从”了这等原始的图画文字，显然说不过去。而滇王臣服西汉王朝后，地属益州郡，与中原朝廷和当地郡县官员必有文书往来，难道上面书写的都是图画文字？以滇人在青铜文化中表现出来的智商，就不能近水楼台，从汉官汉人处“拿来”汉字，或者学其造字方法，自创一套成熟的“滇字”，以示“跨越式发展”？为何滇人非要坚持从原始的图画文字起步，另创文字？——一连串的问号，一连串的难解之谜仍然摆在我们面前。
云南汉代青铜绝技为什么没有传承？晋宁石寨山青铜器在中国先秦两汉文化中非常独特，在整个中国青铜文化中也自成体系，空前绝后，独树一帜。在它的“独家”铜鼓形贮贝器盖上，铸造了数千个栩栩如生、精美绝伦的人物形象，铸造了规模宏大的祭祀、劳动和战争场景，让人叹为观止。
晋宁石寨山青铜器工艺精湛，古滇国工匠技艺高超。据研究，他们不但能按照器物功能进行不同的合金配比，并采用了复合范铸造、地坑范铸造、夯筑范铸造、填范铸造、接套铸造、分铸焊接、分铸熔接等铸造技术，其中“蚀蜡法”精密镂空铸造技术，代表了当时精密铸造的最高水平，极有可能是滇人的发明。表面处理工艺则有锻打、模压、鎏金、镀锡、金银错、镶嵌、刻线等，还有神奇的“黑漆古”青铜器，无不漆黑光亮、抗蚀拒腐，有学者认为，这也是经滇国工匠处理的杰作。这些青铜器造型优美，纹饰典雅，堪称绝代精品。（张增祺《滇国与滇文化》）
然而，到西汉后期，滇国青铜文化就和滇王国一起不明不白地在历史长河中蒸发了，成为滇国历史和滇文化发展的一个巨大的“黑洞”，这是云南文化史上的一个难解的悬案。更让人困惑不解的是，滇人在2000多年前已经能制造出如此精美的青铜器，而许多滇人后裔民族直到两千多年后还不能冶炼金属，这又是为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