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的寺庵与地名
陶师舜
《纪我所知集》作者民国罗养儒先生曾亲自对昆明的庵、观、寺庙做过认真考察，得出结论：“省恒之庵、观、寺庙自圆通寺计起，至双龙寺止，已有一百零捌座。”
昆明的庵、观、寺庙何以如此多，这与昆明历史上的战乱频频、社会动荡，平民百姓渴望太平安宁、又得不到政府保护，只得求助于宗教的佛祖保佑，以及统治阶级利用宗教迷信维护统治等诸多因素有密切关系，这是另一话题，此处不议。本文只就昆明老城地名所涉及到的庵、观、寺庙，以笔者粗陋的见闻，作一些简要的阐释。
昆明老城的地名（包括街巷），最初由庵、观、寺庙演变而来的，其实不少，如天君殿巷，由天君殿而来；地藏寺巷，由地藏寺而来；海潮庵巷，由海潮庵而来；圆通街，由圆通寺而来；灵光街，由灵光寺而来；报国街，由报国寺而来……数不胜数。经过沧桑巨变，有些地名或沿用至今，如弥勒寺、地台寺、东寺街、尽忠寺坡等，但大多已消逝在历史的烟尘中。这些庵、观、寺庙虽然大多已不存在，仅留其地名，然而其中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却十分丰富。地名文化，是历史文化名城昆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值得我们认真地发掘、清理、抢救、保护。
武成路：以寺庙名之的老街
明清年间，武成路不叫武成路，由三条街组成：东段有土主庙，故街名为土主庙街；中下段因有武庙，故街名为武庙街；西段通小西门城楼，称小西门正街。1938年左右，当局以武庙的武成门和武成殿为街取名，统称为武成路。
在昆明老城中，武成路一街数庙，是古寺庙最多的一条街。从街东头至街西头，850米的平缓的下坡街，就有土主庙、城隍庙、武庙、太阳宫、补天寺等。
土主庙，建于唐（南诏），原名大灵庙，元末改为土主庙。明代中期，土主庙已由道士住持。道光三年，因地震倾圮，咸丰初年重建。庙分三进，“宽大异常”。正殿天井中，有缅印式砖塔二座，高丈余，座下有石盘约一丈五六，称为“千年前古物”。这座被志书称为昆明“最古之庙”的土主庙，内供三头六臂骑白牛的“大黑天神”，其塑像飞腾灵动、威猛异常，传为出自四川塑神像高手名匠罗都道太之手。庙内有株名贵奇异的菩提树，“每年四月花开如莲，有十二瓣，遇闰多一瓣”，传闻乃南诏大又法师自西天竺（印度）所携带之捻珠丸子种植。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游滇时，曾“过土主庙，入其观菩提树”，对庙中菩提树赞叹不已。可惜，抗日战争中，土主庙惨遭日机轰炸，寺毁过半，仅余破损的主殿和部分房舍，后遗址改为华山小学。
城隍庙，位于武成路中段。庙前大门临十字街口，后殿延至磨盘山尽忠寺坡。庙门前有一大戏台。沿甬道入庙，两厢为七十二司，塑有阴森的地狱像。往里，有大殿、配殿、城隍寝宫、印佛亭、先贤寺等。“大殿上塑城隍像，高及丈，俱明衣冠坐于龛内，旁侍牛头马面、判官、鬼王等十二像，均高至丈。殿宇虽系三楹，却十分宽大。殿悬木匾极多，且多属名士手笔”。（罗养儒《纪我所知集》）
传闻，武庙街城隍庙的城隍，是明景帝时期的兵部尚书于谦，因瓦剌入侵时保卫北京有功，却遭奸臣陷害，为明英宗所杀。于谦死后，天帝念其赤胆忠心，封他为云贵总督城隍，以保边疆安宁。按旧规，每年“城隍出府”三次，到城外西郊地台寺“述职”。
民国二年（1913），城隍庙改为公祠，后又在原址建电影院（今为五一电影院）。1941年4月9日，日机27架空袭昆明，城隍街前后均中弹，全街顿成一片瓦砾……
武庙，系清嘉庆二十年（1815）从南门外关帝庙移建于小西门内的旧三圣庙。同治二年重修。位于武成路中下段，内供汉代名将关云长塑像。明清时期，滇中寺庙以观音寺、关帝庙、土主庙为最多。武庙街的武庙，与其西面的补天寺、北面的石屏会馆、东面的三一圣教堂为邻，占地面积不小。庙内有武成门、武成殿，是昆明老城中最大的关帝庙。辛亥革命后，1923年武庙改为学校，今为武成小学所在地。
补天寺，位于武庙西侧的静安巷，因内供女娲神像，故名。寺建于清光绪年间（1875~1908）。清末，补天寺改为丝竹会馆。民国时期，豪绅何干成将会馆改名为新滇戏院，演唱滇戏。1949年又名为新滇电影院，专门放映过时的老电影，巷名亦为新滇巷。
太阳宫，道观，位于武庙街南面三转弯巷东侧，建于清代中期，年久倾圮。后在其旧址上建房成巷，名太阳巷。
地台寺：踪迹难觅的古刹
地台寺建于大清光绪年间，寺里供奉地藏王菩萨。古寺大概位置，据前辈老人回忆，应在云南师范大学东南及建设路南口一带。
旧时，从大西门（宝成门）出城，便是一条铺着凸凸凹凹青石块的半城半乡的小街（凤翥街）。从凤翥街的北口出去，便见一条崎岖的山路，依商山余脉，渐行渐高。往北可至苏家塘，西折往羊仙坡；往西南可至大小虹山，又可绕到黄土坡，这是一条通往沙朗、富民、武定的古驿道。古驿道两侧，野坟荒冢密密麻麻，十分荒凉僻静。地台寺就湮没于这一带的荒野之中。由于年代久远，沧桑巨变，至今已不知地台寺确切位置，更难觅其踪影。
地台寺虽处于城外的荒山中，在清代的昆明却享有不寻常的特殊地位。从史料得知，每年农历清明、七月半中元节、七月三十地藏王诞，城隍都要出府。这天，要举行盛大的游街仪式。百姓将城隍老爷的木雕神像，放置在十六人抬的五岳朝天大轿里。有全副仪仗在前鸣锣开道；有扮成牛头马面、判官、鬼王及数十狰狞的鬼卒，前呼后拥着城隍老爷的大绿轿。队列后面，更有数以千计的手执香一柱的民众，紧紧尾随其后。城隍巡游完城内主要街道后，就从大西门（宝成门）出城，到城外山上的地台寺“述职”。述完职后，又从大东门（咸和门）入城回城隍庙。“城隍出府”阵容之大，令人咋舌！辛亥革命后，“城隍出府”这一民间自发的祀典，不久就被当局取缔，地台寺也随之结束了自己最为风光热闹的时期。民国中后期，政治黑暗，地台寺因其僻静荒凉，且又离城西钱局街模范监狱不远，故其地竟被国民党政府定为秘密枪毙要犯的刑场。许多云南建党早期的著名优秀共产党员，如赵琴仙、杜涛、王德三、吴澄、李国柱、张经辰等，就是在城外地台寺围墙外的山野被杀害的。（见《昆明英烈传略》，昆明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关于地台寺的历史照片，已很难见到。近日，笔者翻阅云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由法国人奥斯特·弗朗索瓦等摄制的大型摄影图相集《历史的凝眸——清末民初昆明社会风貌纪实》，竟在该书的第22页发现了地台寺清末的历史照片。这是一张极为难得的珍贵的历史照片。笔者用放大镜对着照片，逐一细看，几乎沉浸在清末民初的社会和历史中。
照片上的地台寺，给人的印象其建筑规模并不小。古寺为四进，从左至右依次为山门、前殿、中殿、后殿，还有隐于浓茂的柏树后仅露大屋顶的偏殿……可以想见，古寺大殿后院葱笼的柏树中，还会隐藏着一些生活用房和木鱼声声的禅房僧舍。这些围在寺院围墙里的古寺建筑，虽然我们不能近观，也无从进入，但却也能透过这张远照，想见当年其殿堂的宏大壮丽，其佛像的肃穆庄严，其禅房的清幽雅静。我想，在那黑暗的民国中后期，当白天地台寺围墙外荒野罪恶的枪声响过后，入夜时分，寺里的长老僧人们定会围在佛灯下默默诵经，以超度那些壮烈不屈的亡魂……
地台寺山门右侧，长长的围墙外（即照片正面），是一片开阔平缓的荒野地。细看是一些纵横交错的荒歉的田亩，当为清代及民国地台寺的田产。田地延伸到照片正下方时，竟与一段布满野坟荒冢的山坡相接（山坡约占照片的四分之一）。这些密密麻麻的乱坟中，除了还残留着零星的几块东倒西歪的墓碑外，大多为无墓碑的低矮荒冢，其年代的久远和荒凉寂寞，令人唏嘘不已。当年那个摄影的法国人显然就是站在田地后的坟山陡坡上，往下俯拍地台寺的。
民国末年，地台寺荒废不知所终。
笔者翻阅《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地名志》，在该书第42页“建设路”栏目下，找到涉及地台寺的一段文字：“（建设路）原是崎岖小路，无名。清光绪年间（1875~1908）在此建地台寺，这片地区便俗称地台寺。”
弥勒寺：河道交叉的摆渡村
明末，鸡鸣桥（今金碧路西口）与今西昌路交界处，有一个村，名摆渡村。
摆渡村位于河道交叉之处，往东可至玉带河、盘龙江；往北可至篆塘、运粮河（大观河）进入滇池；往西，可至西坝，顺西坝河进入滇池。摆渡村因其水路四通八达，离城又近，且风景优美，为求神佛保佑，明代在摆渡村建一佛寺，曰弥勒寺。摆渡村，又被称为弥勒寺村。
《续修昆明县志》称：“城西南摆渡村，有弥勒寺。铜铸弥勒像，趺坐莲台，高二丈余，阔称之，殿高三丈，佛顶及梁，面目丰满，作大欢喜状……”清咸丰七年（1857）寺和铜像均毁于战火。后来寺重修，铜像未能恢复。因弥勒寺远近闻名，故弥勒寺之名相沿至今，成为这一带的地名。
在老昆明城，寺已废毁，而寺名成为街名、巷名、地名，且相沿至今的不在少数，如东寺街、白马庙、尽忠寺坡、地藏寺巷、天君殿巷、西岳庙等。
金蝉寺：明永历帝父子殉国处
金蝉寺，系明代古寺，位于五华山麓之篦子坡头（今华山西路利昆巷内，寺已毁）。明末清初的金蝉寺，北枕五华山，西濒菜海（翠湖），可远眺碧鸡山（西山）和五百里滇池，实为风景绝佳之地。
老昆明城内，北边和西北边有五华山、圆通山、祖遍山、磨盘山、商山，地势起伏。有山必有坡，金蝉寺就矗立在篦子坡头。
篦子坡为昆明“十三坡”中最直最长最陡的一个坡，可直达五华山（明代昆明的政治中心，上有南明小王朝的永宁宫）。篦子坡两边，商铺绵延，多为卖篦子的铺店。明代人留长发，篦子是齿很密的不可少的梳头用具，故而该坡名为篦子坡。该坡由于其重要的地理位置，明清以来就用青条石认真铺筑。但由于坡又长又陡，民间相传，清代至民国年间，常有马车下坡时马失前蹄，导致车辆倾翻的事故发生。对此，当时的地方报纸常有报道。
在历史的长河中，金蝉寺和篦子坡本来也十分清寂平淡，但明末清初改朝换代的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却让这座普通的明代寺庙和卖篦子的长坡街惊天动地……
明末，镇守山海关的吴三桂开关叛明降清，变成了满清的一条走狗。清顺治十八年（1661），吴三桂率清军十万直压缅甸边境，迫使缅王将流亡缅甸的永历帝及亲属交清军送回昆明。永历帝押回昆明，囚禁于篦子坡头的金蝉寺。康熙元年（1662）夏，吴三桂将永历帝父子缢死于篦子坡金蝉寺。民间传说，永历帝父子被害日，倾刻昼晦，继而大风霾，雷电交加，空中有二龙蜿蜒而逝。永历帝被缢死篦子坡后，昆明父老出于对吴三桂叛国降清的义愤，遂将此坡改名为“逼死坡”。
“逼死坡”一名，清政府地方官员听着有点刺耳，认为有损朝庭声誉，为宣扬“升平盛世”，道光年间将此坡改名为“升平坡”。但民间仍习惯称呼“逼死坡”。辛亥革命后，1912年云南都督蔡锷将军以三迤士民之名义，在坡头竖立“明永历帝殉国处”石碑，以示对永历帝的追忆和对民族败类吴三桂的唾弃。
篦子坡和逼死坡成为互通的地名，相沿至今。
白云巷：一座尼庵的曲折演变
大清顺治末年至康熙年间，钱局街白衣巷有尼庵一座，因庵中尼姑尽穿白衣，故名。尼姑何以尽穿白衣，如同平民百姓出殡所穿？此事内含隐情，说来话长。
明末清初，吴三桂在篦子坡头的金蝉寺缢死永历皇帝，又被清廷封为平西王，愈发骄横不可一世。他私填菜海（翠湖）之半，在钱局街东侧（今云南陆军讲武堂、农业展览馆、省图书馆一带），构建恢弘豪华的平西王府。史料称：“平西王府千门万户，土木之盛，拟于帝居。”为给爱妃陈圆圆凿莲花池、建安阜园，不惜挖毁昆明城乡百姓墓庐数千，故清人王思训作《野园歌》斥之曰：“凿一池抛万姓冢”。吴三桂在云南统治二十多年，倒行逆施，对康熙的“裁军”指令阳奉阴违，暗中却扩充军力，为谋反称帝做准备，其暴政引发云南各族人民多次的反抗和起义。
昆明钱局街白衣庵尼姑尽穿白衣，这一出家人的无声抗议，是对近在咫尺的平西王府权威的蔑视。内中，既含悲悼明亡之意，又暗含对大汉奸吴三桂的诅咒，表达了百姓对平西王吴三桂暴政强烈的反抗情绪，也从另一侧面体现了明末清初云南各族人民不屈从满清统治的民族气节。康熙二十年（1681）底，吴三桂发动的叛乱被大清彻底平定。腐化豪华的平西王府被拆毁，其大量建筑构件（如石栏杆等）用于在战乱中受损的西山华亭寺和太华寺的修复。
吴三桂叛乱平息后，钱局街的白衣庵，因昆明百姓嫌白衣不吉利，遂按谐音改称白云庵，巷名也随之为白云巷。钱局街白云巷之名相沿至今，其巷名蕴含的历史文化，使钱局街增色不少。
归化寺：以山名之的古刹
归化寺在昆明东南十里的金马山东头，寺建于明成化年间（1465~1487）。
明成化年间，因昆明城内的山，自以五华山为主，四面山头俱朝拱五华山，独东郊一山掉首东向。此事传到朝廷，黔国公沐琮奉敕建寺于此山，寺名归化寺，山名亦称归化山。
清咸丰七年（1857）归化寺毁于战火。清光绪六年（1880），住持僧妙机募资修复。
罗养儒先生于民国年间考察归化寺，称：“今寺之两廓绘《香山传》全部，极其工致。寺亦宏大壮丽，培植花木亦多，自是一名胜地处。”
云南著名书法、篆刻艺术家、云南考古事业的开拓者孙太初先生，暮年著文《废寺奇缘》，以自己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与昆明著名装裱艺术家张宝善先生到昆明东郊归化寺拓碑时的所见，对归化寺写了一段十分珍贵精彩的文字，给后人留下了这座明代著名古刹的轮廓和濒临危亡时的最后情景：“归化寺位于金马山麓，创建于明朝中叶，是禅宗高僧古庭的道场。该寺明、清两代香火极盛，成为昆明市的一大佛教丛林。可惜年久失修，和尚星散。到了五十年代，只剩下一位看管人员，守着这座破败不堪的寺院了。寺的周围都是茂密的麻栗树，寺前苍松翠柏，环境清幽。山门外数十步，有一座木结构牌坊，从精致的斗拱、花板和褪了色的彩画上，还能依稀领略当年的风采……我去寺内外各处调查。大部分殿宇的屋顶都已漏雨，琉璃瓦上杂草丛生，门窗有的已不存在，殿内地面上全是瓦砾和鸟粪，蝙蝠在黑暗的梁架间飞来飞去，佛像身上色彩斑驳，但一部分的躯体还大体完好，其中四天王像及三世佛塑得非常有仪态，是明代泥塑中的佳作。置身于这样寂静荒凉的废寺中，仿佛进入了《聊斋志异》描写的某个环境，颇有点阴森恐怖的感觉。”这最后的一笔，道出了归化寺临终前的苍凉。
1968年左右，笔者在东郊凉亭一带某大型工地施工，路经金马山麓，在山坳间一片茂密的麻栗树间，竟见到该寺。孙太初先生描述的那座有“精致的斗栱”的木结构牌坊，还孤独凄清地耸立在荒林中，但进入寺门，却已是一片瓦砾和荒烟蔓草了。于是，写这篇文章时，我可以明确记下一笔：归化寺毁废于1968年左右。明成化年间，归化寺因归化山得名；清代，归化山因金马碧鸡传说改名为金马山。
筇竹寺：其名来自“神僧”的传说
玉案山，又名列和蒙山，逶迤十里，是昆明西北一座大山，其山巅称棋盘山。明崇祯十一年，徐霞客曾游棋盘山的棋盘寺（已不存），见“其北卧石上，楷书‘玉案晴岚’四大字”。古人金谓宜有诗曰：“郡城之西，曰玉案山，雄奇秀拔，峨峨云间。”又曰：“山之东麓，蜿蜒起伏，交揖互拱，卒于筇竹。维兹筇竹，肇自神僧”。
玉案山历代多古寺：海源寺、妙高寺、圆照寺、筇竹寺、棋盘寺、云居寺、海印寺……然而，在众多寺中，名声远播，享誉海内外的唯筇竹寺。何也？笔者认为，至少有以下三个原因：筇竹寺取名不凡，一也；清代四川名匠黎广修为筇竹寺塑了闻名海内外的五百罗汉彩塑，二也；其三，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曾亲往该寺考察著文（见《徐霞客游记》）。有此三绝，筇竹寺自然成为玉案山众多古寺之首，其寺名甚至压盖玉案山之名，成为那一带事实上的地名。
“维兹筇竹，肇自神僧”，古诗写得已十分明白：筇竹寺之名，取之筇竹，来自于“神僧”的传说。请看筇竹寺天王殿前的《重修玉案山筇竹禅寺》石碑。
此碑立于明宣德九年（1434），碑文为明初昆明布衣诗人郭文撰写。碑文记述了筇竹寺的建寺来由，文字简洁凝炼，颇富传奇色彩：“玉案山筇竹禅寺，滇之古刹也。爰自唐贞观中，郸阐侯高光之所创也。初，光偕弟智猎于西山，有犀跃出，众逐之。至寺之北壑，失犀所在。仰视山畔，见群僧坐地上，状甚奇异，驰往其处，又无所睹。惟所持筇杖植于林下，众弗能拔。翌日往视之，则枝叶森然矣。光昆季于是异之，知其为山灵示福也。乃建寺于其处，以居僧徒，因以筇竹为名焉。”
郭文记述的筇竹寺取名来由，有实有虚。实者，明代宣德年间，此山多筇竹。郸阐侯高氏兄弟打猎追犀牛误入此山（玉案山），这是有历史记载的，也应该是实。虚者，高氏兄弟在云雾缭绕的竹山间，产生幻觉：“仰视山畔，见群僧坐地上，状甚奇异，驰往其处，又无所睹。惟所持筇杖植于林下”。第二天来寻时，筇杖所植之处，竟变成一片“枝叶森然”的潇潇竹林。诗人郭文以高氏兄弟打猎追犀牛至玉案山的事实，以及高氏兄弟在云雾里的竹山间产生的种种幻觉，再吸取当地的有关民间传说为素材，在撰写碑文时，将建寺之处多筇竹的自然地貌与神话传说相结合。这样一写，一群神僧的筇杖第二天变成翠竹林的传说，使筇竹寺更具神奇色彩，也更有禅味。
清光绪年间，筇竹寺方丈梦佛到四川峨眉山、乐山、新都一带云游，在新都宝光寺见四川合州艺人黎广修带徒弟所塑佛像不同凡响，大为赞赏，与之攀谈，又为其佛学的修养及诗书画的造诣而惊叹，即邀黎广修赴昆明筇竹寺主持塑五百罗汉。
光绪九年（1883），黎广修率徒五人来到林壑幽深、满山翠竹的昆明玉案山筇竹寺。黎广修与梦佛长老一道策划，决定在重修的筇竹寺大雄宝殿对面两厢的梵音阁及天台来阁增塑罗汉，以达五百之数。
传说，黎广修在寺中塑五百罗汉，难以下手时，就与徒弟到玉案山下黑林铺茶馆喝茶小坐，但见相貌奇异、性格独特者便细心观察，立时勾画草图，用泥捏出小样。每逢城乡街子天，黎氏师徒也会赶去，暗记闹市各色人等之面貌特征、性格神态及服饰、手执器物，以为原始素材，用于塑罗汉像。功夫不负苦心人，从光绪九年至光绪十六年，七载寒暑，黎广修师徒呕心沥血，终将彩塑五百罗汉悉数完成，轰动滇城昆明。自此，昆明筇竹寺偕同五百罗汉彩塑名扬四海。
筇竹寺五百罗汉彩塑，借罗汉形像、佛教题材，表现世间凡人风貌，其一举一动，一怒一笑，皆惟妙惟肖。其神态姿式有坐有站，有动有静，生动传神，各不相同。或俯首聆听，或二人窃窃私语，或若有所思，或忿忿不平；有怒如金刚者，有神情茫然者，有拍掌嬉笑者，有默默不语心事重重者；有文的武的，有雅的俗的，种种人间世相，尽在其中。五百罗汉中，还有高挽裤腿赤足下海渡水的长腿罗汉，有伸长手臂欲摘星揽月的长臂罗汉，其高超的法力，其大胆和不安分的举动，让人称奇。更奇的是，五百罗汉中，竟然会有一个头发卷曲的高鼻子欧洲人，表明中国佛教的包容性，在明清的佛徒中已有外国弟子，甚至皈依佛门的耶稣教徒。
筇竹寺的泥塑五百罗汉，确实生动地再现了清末社会各阶层人物的形貌状态，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炎凉。
以地名而言，筇竹寺已成为那一带的标志性地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