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昆明城市建设史，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至新中国成立以来半个多世纪，在昆明市建筑设计及规划领域，我们几乎很难绕开一个人，他就是昆明市建筑设计院的教授级工程师、总工程师、建筑师，退休后又被昆明市聘为顾问总建筑师的沈长泰先生。
一个外乡人，把昆明当做自己的故乡（沈长泰称昆明是他的第二故乡），一心扑在昆明的城市建设上，即使在艰苦的抗战岁月，他手中的绘图笔也没有放下，踏踏实实、兢兢业业地干了五十多个春秋！
1939年，昆明市那张诞生在日机轰炸时期的历史性第一张城市建设规划图——“大昆明市规划图”出自他手；随着战争的转移，沿海和内地的居民大量涌入昆明，三十年代末南屏街的筹建，“篆塘新村”“靖国新村”等居民区的集中开发；抗战胜利前夕完工的“中山纪念堂”（后改为“抗战胜利堂”）……无不有他洒下的青春年华、汗水心血！新中国成立后，昆明太和街东侧新建的中国传统风格的筒板瓦屋顶、淡黄外墙面的市政府一号办公大楼的设计均出自他的手笔。市政府一号办公大楼，外观为中国传统风格，内走道高而深的空间及宽敞有木扶手的公用楼梯，又融入西方建筑的某些优点。这是他五十年代怀着对人民政府和新社会的热爱，精心设计的。作为昆明半个多世纪以来城市建设发展及建筑规划设计的见证人、参与者，沈长泰始终如一地在昆明这块纯朴古老的红土地上耕耘着，从未离开过这块土地……
我的笔记本里，至今还珍藏着我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对沈长泰先生一次私人性质的拜访和采访记录。
我因多年在昆明建筑界工作，与沈老不算陌生（沈老的夫人张兰芬，还是我中学时代在昆明第八中学的音乐老师），但作为晚辈拜访和采访他，还是第一次。
雨中一片古山秋
1990年一个细雨霏霏、花木葳蕤的暮春，我来到老盘龙区地盘上的东庄、沈老单位的职工住宅，有些拘谨地轻轻叩响了他的门扉。
出乎意料，沈老是个健谈的人。他热情、爽朗、风趣，对我这样一个没有什么名气的建筑界的晚辈、一个普通的年轻来访者，就像对待老朋友一样热情。他动作敏捷、记忆超人，目光炯炯有神，使人感到他是那样年轻，完全不像一个已经七十六岁的老人。
当我说明我采访的来意后，他显得更是热情，没有把我当外人，直接邀我去他的卧室兼书房。卧室兼书房的房间虽不大，却并不凌乱，整洁、集中、井然有序，虽称卧室，但书房和办公室的意味似乎更浓。
书桌上，堆叠着图纸、书籍、资料袋。几本书同时打开着，旁边放着一架老花眼镜和一支半截的中华牌铅笔。沈老刚才显然在查阅什么，这使我对自己的贸然来访打扰了沈老的工作而感到有些不安（沈老后来告诉我，退休后他被市里聘为顾问总建筑师）。我正感不安时，沈老已经给我沏了一杯热茶。我发现我坐的沙发旁，也有一摞堆得很高但很整齐的图纸资料。一根发黄的竹手杖和一只黑色的公文包放在一起，似乎在随时等候陪主人一齐出门。
书桌靠窗的墙边，悬挂着一幅由著名国画大师潘天寿亲题的篆书条幅：“天上三分明月夜，雨中一片古山秋”，落款：“赠长泰弟，潘天寿已卯年题”，颇有古意。对墙床头，也有一幅水墨丹青——粗犷苍劲的奇石间，怒射出几茎茁壮飘逸的幽兰，题咏为“春深香到紫兰花”，落名：潘天寿。草书狂放有力，颇具大师功底。我有些迷茫，望着沈老。
“哦，潘天寿先生，他是我在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的老师。我们之间交谊很深。当时，我在杭州国立艺专学画。后来，学校开设了建筑系，我又改学建筑。”沈老微笑着向我解释。
沈老指着“天上三分明月夜，雨中一片古山秋”的条幅说：“潘天寿老师这句题辞，含意很深，完全符合当年国立艺专师生悲壮南迁的景况和心情。”沈老眯着眼，陷入往事的回忆。“当时，日寇的铁蹄已在践踏我中华大地，大半个中国，几乎沦入敌手。风雨故国，何处为家？国仇家恨在心中翻腾的我们国立艺专的师生，离开内地，经过艰苦的千里跋涉，南迁到这抗战的大后方——西南边陲的昆明。”
谈到五十多年前，他从内地来到昆明所见到的昆明最初的印象：“当年的古城昆明，实在值得怀念，城郊是一片绿色田野，远山环抱，蓝天上悠悠飘着白云。城区大部分地区，分布着一至二层的三合院或四合院。家家庭院里种着花木，有木香花、茶花、桂花。庭院里花木的枝条，从墙内伸到墙外覆盖曲折的小巷。城里的几条主要街道上，临街都是两层木结构的铺房，采用楼面及檐口向外挑出的形式，既有传统及地方风格，又具有遮阳避雨的实用价值。有时，在石条街路上，还会传来古老木轮牛车缓慢的车轮声……”
“以五华山为中心，沿正义路、近日楼向南延伸的一条传统的城市中轴线两侧，分布着许多明清建筑，如金马坊、碧鸡坊、忠爱坊、三牌坊（即天开云瑞坊——笔者注），还有唐代南诏时期建的东寺塔、西寺塔……这是云南边陲一座原汁原味的历史文化名城哪！因此，一开始，昆明的风貌和特色就吸引了我，并产生了好感，以至成了促使我长期留下来、并为它工作了半个世纪的一个动力。”
一段人生插曲，竟给他带来麻烦
沈长泰是南京人，自小热爱艺术。他爱绘画、雕塑、音乐。可这些，都受到家庭的反对。经商的父亲曾希望他学法律，以后当律师，好将来跻身政界。他违背了父亲的意愿，考入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他要自己走自己人生的道路。
“艺术，毕竟是相通的。无论绘画、音乐、戏剧、建筑、雕塑都是相通的。”沈老说：“我演过话剧，在当年昆明的话剧舞台上，还是个红主角呢。”
“现在，七八十岁的老昆明人，还有不少人记得我沈长泰，那个话剧舞台上才二十四岁的沈长泰。”沈老眯起眼，又回忆起往事。
是1938年冬，为了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由国立艺专教授李朴园、雷圭元等发起组织的艺专剧社，决定和昆明戏剧界进步人士联合起来，成立国防剧社。他们选定剧作家吴祖光新发表的抗日大型话剧《凤凰城》为首演剧目，由李朴园任导演，邱玺为舞台设计。经过一个月的业余排演、筹备，于1939年春，在昆明国民党省党部大礼堂上演，可算是昆明一次较大规模的话剧演出。由沈长泰主演抗日志士苗可秀。《凤凰城》的演出，当年轰动了昆明这座古老的小城。
但是，这段颇有传奇色彩和民族精神的人生插曲，后来却给沈老带来麻烦甚至痛苦。在“文革”那段极左的岁月，这段经历被说成是一段“说不清道不明的极其复杂的个人历史”，沈老受到没完没了的审查、追问……
“大昆明市规划图”由他执笔
“三十年代的昆明，真小得可怜。只有几条古色古香的条石铺的街道。”沈长泰说。“自从昆明成了抗战的大后方，一时之间，国内名流风云聚会，使昆明这座古老的小城成了人才荟萃之地。其中，很多是国内建筑界的知名人士。”
“沈老，听说昆明市三十年代那历史性的第一张城市建设规划总图，是你经手搞的？”我问。
“还不能那样说。”沈老严肃地说。“应该尊重事实，实事求是。正确的说法是：1939年，由当时昆明市工务局的丁基石局长最先提出‘大昆明市规划’设想，经工务局有关同仁的共同研究和努力，确定具体方案，最后由我执笔绘图。”
沈老说，这是昆明的第一张城市规划图。该图有1米宽、2米长，图幅较大。其内容包括：第一、规划确定以滇池为中心，沿滇池周边各县均为大昆明市范围；第二、修筑环湖道路与昆明市区及环湖各县区相联系，并形成全市区的主要陆上交通网络，同时，规定了沿滇池的重要码头位置和水上航线；第三、对扩大后的市区范围，按原有县区进行简单的功能分区，标明沿湖各主要名胜古迹与风景点，并明确沿湖为游览与疗养地带，从而相应地对沿湖新建项目作了必要的控制；第四、标明了滇池水源及进出口的主要河流等。
规划图太大，他那鸽子窝般的小家摆放不下，就在昆明市工务局会议室的大长桌上绘。那些日子，因日机空袭，昆明晚上停电熄灯。他请他的未婚妻、杭州国立艺专的同学张兰芬女士，在旁为他擎烛照明。昏黑的夜，苍白的烛光在那张大图上轻微地抖动着、摇晃着……很多年后，沈长泰都还记得那些个难忘的夜晚。他感叹地对我说：“兰芬，她就像蜡烛似地，为了我的事业，陪伴并服务了我一辈子。可说实话，我这个当丈夫的，给予她的实在是太少了！”
当时，有人劝沈长泰：“老沈，这日机三天两头空袭昆明，你还绘什么规划图！国家都快亡国了，你还规划设计个什么？还是跑警报逃命要紧！”沈长泰回答：“不，中国不会亡。抗战必胜。我们的军队在前方与日寇正浴血奋战，打得很英勇。一定能打败日寇！等到抗战胜利那天，我绘的这张‘大昆明市规划图’会有大用处！”劝他的人把他当成了傻子，摇着头走开了。
一天上午，沈长泰又在市工务局伏案绘图。他全身心地沉浸此中，完全忘记了周围的外部世界。突然，门“哐当”一声推开了。工务局守门兼烧开水的老张头，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一把拉着他就往外拖：“沈先生，你怎么还在这里？快跑呀！五华山的空袭警报都响了半天，敌机马上就来轰炸，你还不快跑！”沈长泰这才听见空气中确乎颤栗着一种沉闷尖厉恐怖的怪音……啊，真是日寇的轰炸机！来不及了，老张头一把抱着他扑倒在工务局的楼梯下。几下连续的震耳欲聋的闷响，房屋一阵摇晃，天花板上抖落下一阵阵呛人的尘土……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的一天，终于来到了。昆明各界人民欢声雷动。从早到晚，五华山下的青云街、华山西路、华山南路、武成路、正义路、南屏街等街道上，成千上万的昆明学生、工人、市民在游行。鞭炮声响彻云霄。古城昆明，沉浸在庆祝抗战胜利的狂欢中。
但是，好景不长。不久，蒋介石发动了内战。那张由沈长泰冒着生命危险、辛辛苦苦连夜绘制的《大昆明市规划图》，则被弃置在工务局那高大的文件柜顶上，落满尘土……
新中国成立后，一个朝霞满天的早晨，沈长泰走进昆明市建设局。他突然看见自己绘制的那张《大昆明市规划图》，竟堂而皇之地悬挂在会议室的正墙上。看着，热泪不由盈满了他的眼眶……
《大昆明市规划图》的主导思想是以滇池为中心，将未来的昆明市区扩大到沿滇池周围的地区。
该图完成于抗战的艰苦岁月。建筑师沈长泰不顾生命危险，在日机空袭昆明期间，仍不肯放下手中的绘图笔，从容不迫地绘制《大昆明市规划图》。这里有对战后重建家园、恢复建设的强烈愿望，也是一个不屈从暴敌的普通的中国建筑师，在用手中的绘图笔向暴敌宣战。
关于对“大昆明市规划”的评介，沈长泰后来在《从昆明五十年城市发展看昆明建筑的特色问题》一文中，这样写道：“三十年代末，曾由当时的昆明市工务局提出的以滇池为中心的‘大昆明市规划’的大胆设想，虽然内容很简单粗略，在当时情况下也根本无法实现，但可以说这个规划是从昆明的特有条件出发，是一个具有昆明地方特色的规划，并在以后的城市规划中，起到有益的影响。”
“保护历史文化名城，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特殊使命！”
谈起新中国建国后，昆明的城市建设发展，沈老变得尤为兴奋：“现在昆明的城市建设仅城区而言，就扩大了将近七倍（指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而言——笔者注），已初具一个中等城市的规模。特别是八十年代以来，城市建设更是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
他列举了大片集中建设的现代化住宅小区；列举了整条北京路、正义路的建设和改造；列举了北京路中段、尤其是南段火车南站一带涌现出的众多现代高层建筑；列举了昆明西站最新崛起的我省第一座现代化立交桥！
“可是，那条以五华山为中心，沿正义路向南延伸的传统的城市中轴线，目前正在受到一条新的现代轴线的侵犯和威胁。”沈老说到这里，面色变得有些担忧。“目前，一个刻不容缓的课题，已经摆在我们这些城建专家们的面前——怎么办？如果对这条传统的城市中轴线在规划上不予以合理的保护，如果在建筑设计上不发扬传统的建筑文化，要不了几年，我们昆明这座被国务院批准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就会因丧失大量的历史街区而逐渐失去自己的特色，历史文化的脉络也就难以得到延续！”
在西南五省学术交流会上，沈长泰作为云南省昆明地区的代表发言了：“现在，如果不采取有力措施来保护历史文化名城，将来我们会无法向子孙后代交待！保护历史文化名城，这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建筑设计规划专家和城建工作者的特殊使命！”
沈长泰呼吁，昆明还应重建恢复毁于十年浩劫的具有城标意义的金马碧鸡坊及纪念护国运动的护国门、再造共和纪念标等重点文物。城建规划设计部门应积极主动参与金马碧鸡坊重建设计方案的研究和评选……
在谈及高层建筑的布点时，沈老主张：昆明不宜在市区发展高层建筑了，而应有计划选择在城市外围且离滇池较远的区域。
谈起昆明的城市建筑，退休后的沈长泰有说不完的话。
沈老从书柜的资料袋里，找出一张发黄的老照片，这是一张三十年代的约二十余人的集体合影照。照片上的沈长泰站在后排，很年轻。
“这是我在昆明市工务局时，和当年建筑界的一些老前辈及工务局的同仁们的合影。”沈老说，又指着照片上的人一一介绍：“坐在前排中间的是梁思成先生和刘敦桢先生，二位都是民国以来中国最著名的古建筑大师，有‘北梁南刘’之称，抗战初期曾赴云南考察、测量和抢救性地收集古建筑资料。二位大师是昆明市工务局局长丁基石专门邀请到局里来，指导我们工作的。坐在梁思成先生右边的就是丁基石局长；坐在刘敦桢先生左边的，是原同济大学建筑系的唐英教授。还有这位是著名建筑师赵琛……一眨眼，半个世纪就这么过去了。无情的岁月，几乎卷走了一代、甚至是两代的建筑界精英！”沈长泰说到这里，默默陷入沉思。我知道，他在怀念那些与他共过事的同仁和前辈师友。
“你知道吗，1986年党组织接受了我的入党申请。我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但作为一个党员，我深深感到自己肩上的责任更重了。我清楚地知道，眼下当务之急，自己应该做什么。”
“做什么？”我不理解地看着沈老。
沈老慢慢地喝了口茶水，平静地说：“文革中，我多年存留的那些图稿、笔记、调查报告、照片资料，全给抄走了。那都是很宝贵的东西哟！现在，我正在抓紧时间，凭我的记忆，一点一滴回忆、记录、整理。历史，总算还留下了一点东西，将来整理好了，全部都交给档案馆！”
沈老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至今，我们能看到沈老给我们留下的《回忆抗日战争期间昆明建筑事业与城市建筑的发展》《继往开来，温故知新——抗战期间昆明城市建设二三事》《回迁建筑业与昆明城市建设的变化》《从昆明五十年城市的发展看昆明建筑特色问题》等多篇文章，均为沈老长年呕心沥血的精华之作，都是沈老晚年熬更守夜，甚至在病中努力完成的！这些文章，不仅有一个老建筑师对历史的回顾及对昆明各个历史时期建筑的评价，更有对新中国建立后昆明城市建设的巨大变化和空前繁荣局面，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高度评价，并提出不少有创见的看法和意见。
在西南五省学术交流会上作为“交流资料”之一的《从昆明五十年城市的发展看昆明建筑的特色问题》一文中，沈长泰指出“城市的特色，对一个历史文化名城和旅游城市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而城市的特色又往往是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因此它的特色既有历史延续的一面，又有不断向前发展和创新的一面。”根据这样的认识，他对昆明的建筑特色问题，提出“三个结合和一个落实”的主张，并指出：昆明的建筑物的特色，由于它是城市的一个组成部分，就应与昆明自然环境的特色相结合，与昆明历史文化名城的特色相结合，与民族地区的特色相结合；一个落实，就是要落实到城市管理上。他在文章中强调说：“从我们的业务范围看，就是规划与建筑的管理。从我长期工作的实践中，深感到管理工作的重要性。如果没有好的管理，再好的城市特色和建筑特色，也难以体现出来。所以，过去说‘一个城市建设占三分，而管理要占七分’，这是有道理的。”
谈到城市建设与历史文化名城相结合时，他指出：“当然，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城市建设的发展是会有矛盾的，但只要我们有重点、有选择、有切实可行的保护措施，并与周围建筑物的有机配合，同样可以体现一个城市与建筑物的特色。”
26年前，沈长泰先生对昆明建筑特色问题的这些创见和看法，即使今天看来，对我们城市的发展和建设规划，也仍然十分适用并有现实的指导价值。
2000年5月23日，沈长泰先生离开了他为之奋斗了五十多个春秋的第二故乡昆明，驾鹤西去，享年八十六岁。
他的业绩，将永远存留在昆明城建的史册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