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是古代云南民族的族称
汉末蜀初,“昆明”由族称演变为地名
唐代以后,曾有4个以“昆明”命名的地域名称
元朝启用“昆明”作为省城名称，得益于汉文化成为全省主流文化。
据考，“昆明”一词始见于《史记、,其书《西南夷列传》、说:“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其外,西自桐师以东,北至叶榆,名为巂、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另外,在同书《大宛列传》和《武帝纪》、《平准书》中,也有关于“昆明”的诸多记载。由此可知,“昆明”最初是作为族称而载入史册的。经研究,秦汉时期活动在滇中、滇西一带的古昆明游牧族群,为后世“乌蛮”、“和蛮”即今彝族,哈尼族等彝语支各兄弟民族的共同先祖。以“昆明”为族
称,盖由史家以汉字记少数民族族称。
“昆明”作为古代民族的族称,自《史记》而发端,以后便不绝于史,直到宋、元以降
才逐渐消失。其间,有简称为“昆”者,如《华阳国志·南中志》云:“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亦有因“译音无定字”而写作“昆弥”或“昆瀰”者,如《新唐书·南蛮传》云:“爨蛮西,有昆明蛮,一曰`昆弥',以西洱河为境,即叶榆河。”(《通典·边防典》略同)惟其确切语义,虽古今学者多有探究但至今尚无定论。
大约从公元3世纪初叶的汉末蜀初开始,“昆明”又从族称演绎为地名而见诸典籍。史称蜀汉建兴三年(公元225年),诸葛亮统兵南征时,分遣大将李恢由今贵州毕节“案道
向建宁(今曲靖),”中途被困于一个名为“昆明”的地方。这是已知的历史文献中,以“昆明”作为地名称谓的首例。其地望虽不详于史,但以李恢的行军路线推测,当在今滇东北至黔西北一带某地。此后,信史记录中以“昆明”为地名的,还有唐初武德二年(公元619年)置于今四川盐源一带的“昆明县”,宋代广西境内的“昆明州”,再就是元、明、清三代及民国时期滇池北岸的云南省城“昆明县”和始置于1928年,并沿袭至今的“昆明市”。另外,见于记录与“昆明”相关的其它各类名目,还有汉代长安的“昆明池”,唐代
滇西的“昆明国”,以及清乾隆时期开凿、后圈入颐和园内的北京“昆明湖”等等。
以上所举族称、地名、国号以及池泽名称,无不与历史上的古“昆明”族群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内在关联。其中,元代于滇池北岸置“昆明”且因循至今,本身就是一个值得引起注意的文化现象。据研究,元初“昆明”得名之由有二:其一是因滇池北岸一带自古为“滇”、“昆明”两大本土民族的杂居区,降级元初,虽“昆明”的族称在史籍中早已被所谓“乌蛮”所取代,但很有可能在民间照常沿用而被官方采用作地名;其二是与唐初“昆州”、南诏“昆川”有明显的传承演进关系。对此,《元史·地理志》说:“昆明……唐置昆州,元宪宗四年,分其地立(昆明)千户二。至元十二年改鄯州,领(昆明)县。二十一年,变革,县名故。”从中不难发现,“昆州”与“昆明县”之间确有内在联系,而夹在其间的过渡性地名“鄯州”,则显然是从宋代大理国的“鄯阐府”转化而来。
然而尽管这些解释已足够充分,且在边疆民族地区以当地本土民族的传统称谓用作地名者比比皆是而不胜枚举,但“昆明”作为省城的政区名称自元初一经启用,便整整历时700余年相循不变,还应与元明以降在滇池沿岸乃至云南全省大部分地区逐渐占据主流地位的汉文化不无关联。具体说来,“昆明”一辞虽源于云南古代本土民族族称且原有的涵意至今
仍是一个千古之谜,但经过所谓“夷音汉写”后,便与汉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大家知道,在汉语中,“明”字为“日月高悬”。“昆”字则主要有三义:一曰“同”,如《汉书·杨雄传》中的“噍噍昆鸣”;二曰“兄”,如“昆季”、“昆仲”、“昆弟”等等,更深一层为“长”、“丈”;三曰:“众”,如“昆虫”。据此而将“昆”、“明”二字搭配起来,便会使人不自觉地联想到“日月同辉”、“正大光明”以及“万众朝阳”等相关概念。这些概念,在汉语中均属吉祥、赞美之辞,加之读音明快便于书写,故以“昆明”作为省城名称,不仅为历代上层统治集团所乐于接受,同时也符合汉民族趋吉避凶的传统心理定势,因而极易在元明以来大批徙入的汉族移民群众中获得普遍认同而注入新的涵意。
总之,昆明古城仅在名称上,便蕴含着极其深邃而又丰富的文化内涵。从某种意义上讲,“昆明”一辞,既是云南本土民族古老文化与外来汉族文化互为表里、交汇融合的产物,
同时又是昆明古城文化特色的一大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