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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注册后可查看大图昆明市五华区文明街是一条清代遗存的老街，正在进行修复改造。东方书店在原址重新开张，它有着百年传统。店名是于坚写的，黑底金字。
于坚的家住在滇池附近，距离书店1个小时左右的车程。偶尔某个下午，他晃悠悠地坐公交车来，再晃悠悠地坐公交车回，穿越半个昆明城。
他早晨5点左右起床，“像上班一样写作”，这是他朋友朱霄华认为他这么多年特别酷的地方。另一个难得的地方是，他尽量让自己11点前就睡觉，一切他认为影响写作的，无论是美酒、美景、美女，还是美食，都是NO。
所以有一次，很多同行在高黎贡山上露营，所有人都认为美好的夜生活刚刚开始时，他一个人钻进帐篷说：“10点了，我要睡觉了。”
这晚席散后，众人邀他换地方再去喝茶，“翠湖边上，新开的，好茶好酒”。就好像所有人都知道他肯定要说什么一样，一声“要回家睡觉了”，引起此起彼伏的笑声。他们认为他的规律特别不“诗人”。
聚会上，朋友们再次拿出来调侃，他笑得脸红。
9月底的昆明，气候宜人，来自台湾的旅人停下来，坐在湖边聊天。昆明对于坚来说，是一个可以依靠的地方，他在别的城市感觉漂浮。他以昆明为轴心，辐射周边，以及他行走的世界各地，以写作为乐，抵抗饥饿的时间，消磨自己的人生。
读书确实是传奇他从包里掏出两个梨，让书店的服务员帮忙切开。他说，这是云南最好的梨，宝珠梨，贡梨。他在书店二楼有一方书桌，坐在书桌旁望出去，“像《金瓶梅》里面的场景，这是可以发生艳遇的地方”。他指的是老街修复带来的中国式建筑推开木窗的感觉。
于坚更喜欢乡土的中国。他认为建筑后面是生活世界，也是各种文化的载体。
所以，他把云南一个叫“建水”的县城带到了一定高度。他也写丽江、昆明、湄公河、澜沧江、敦煌、西藏，写印度、巴黎、纽约……每个地方都有丰富的材料和饱满的语言。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老街的美妙。就有人站在街上追问：老昆明在哪？
很多采访，于坚都愿意约在书店。昆明的独立书店都被他以这样的形式做了输出。这是他对昆明这座城市的一种报答。“它让我成为一个诗人。在别的地方不一定。”
不仅仅是独立书店，新华书店，他自己也经常去。那里的工作人员，还认识他。他们相互看到了岁月在彼此身上的更迭。他从少女时代进入老年，他从一个读者成为了一个作家。他说他从小到大，“别的不是传奇，读书确实是传奇”。他这一生，读书、借书，窃书、买书，写书、卖书。
小时候经常要去书店蹭书看。“一个书店的功德，就是买不起书的人可以坐在里面自由自在地看书。”
90年代初，于坚在北京待了一年，在牟森的“戏剧车间”与很多人一起做先锋戏剧。在此之前，于坚作为中国最早的一批嬉皮士，留的是长发。
北京夏天热，大家都剪了小平头。他发现小平头更像自己的精神面貌，后来干脆直接剃成了光头。“我是光头，不是秃顶。”他说自己头发密集，而且是像普希金那样会卷的。他想10年后，重新留起长发。
“那时候人与人的关系特别好。浪漫、纯粹、性感。人和人之间会爱的。现在不是，被物质包裹着，都是金钱的味道。”
并不是全世界都在拆迁1995年第一次出国，于坚落地巴黎。他认为，一个人第一次出国，去什么地方太重要了。
其实他要去的不是巴黎，是阿姆斯特丹，但是飞机经停巴黎时，阿姆斯特丹有雷阵雨，要在巴黎停一晚。
第二天早上，打开窗户，于坚发现他的视野里没有高楼大厦，是一个他少年时代在格林童话里看见的世界。
后来，于坚在荷兰莱顿大学，一个汉学家问他，巴黎给他的感觉是什么？他说他到了童话里。
那时，于坚经历的中国，拆迁刚刚开始。他以为现代化就是把一切都拆掉，但是他看到的巴黎还是童话里的样子。
后来，他又经过巴黎，住在一个旅馆里面，出门就看见古老的菜市场，两边都是卖肉的长案，面包、水果、奶酪，“和我少年时代的街道完全一样”。
他后来写旧巴黎与新昆明，那是他对现代化第一次有崩溃式的反思。他在想，中国这种朝着现代化“猴子掰苞谷”式的狂奔，是不是有问题？
“你到了世界上别的地方，你发现人家实际上那样生活，并非全世界都在拆迁，世界其实岿然不动。在许多伟大的文明中，保守依然是主流，比如印度，反差太大了。”这种反差感，复苏了他青少年时代阅读古典文学所建立的隐藏在黑暗里面的世界观—孔子、老子、庄子、王维、苏轼们的那种世界观。
对话于坚：文，是一种瑜伽南风窗：和第三代诗人同时代走过来，他们说你野心勃勃。
于坚：我们的想法不在一个层面上，他们是想完成自我表现的写作，我关心的东西在他们看来太大，大在他们那里是一个贬义词。但是没办法，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可能更关心世界、民族、宇宙、命运之类。
我其实是一个祖国诗人，而不是什么后现代。现代派的种种只是我的祖国的工具。他们关心的是个人，自己怎么在世界上成为他自己。用佛教的话来说，他们关心的是小乘佛教，我可能是有点大乘。
实际上，这也是今天中国人的迷惘。我们被现代主义的事物包围起来，“重估一切价值”，但是我们却有一种无家可归的感觉，不知道自己是谁。
在传统的中国世界里，无论出生还是死亡都是有去处的，有归属的，都是安顿好的。你怎么生、怎么死，很清楚，顺理成章。天道酬勤，你只要诚实朴素地度过你的一生，你劳动，你生活，元亨利贞（《周易》乾卦之四德），你重返祖先之地，你被埋在故乡的土地上，你会得到一套完备、文明的葬礼，你的灵牌会放在故乡的祠堂里面，你不必操心死。死亡只是回家。
今天我们已经不知道去哪里死，现代主义最危险的就是我们不知道我们要死在哪里。每个人都面临这个问题，而且越是像我这种年纪朝着死亡奔去的人，这种焦虑感越强烈，我要死在哪里？
西方人没有这个问题，现代化就是在西方发生的，它不是对西方的革命、拆迁的结果。现代化在西方只是自我完善、调整。西方虽然现代化了，但是从来没有摧毁他们的教堂，他们没有和上帝断绝关系，上帝永远在未来等着他们，他们不用担心。
中国最严重的焦虑就是这种“向死而生”，不踏实、不安，不知道在哪里死，每个人都很孤独无助。
南风窗：你怎么看待这些年你的写作过程，以及与时代的关系？
于坚：我的写作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是一棵语言之树的自然生长。早年我写的是古体诗，后来写白话诗。80年代开始，我通过日常语言，重建日常生活的神性。当时像杜甫《饮中八仙歌》、白居易、《红楼梦》或者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那样的写作，已经被遗忘了；当时的写作，主要是宏大叙事，无论是左派右派，共同点是追求“大”。那时候，我开始是写小的东西。现在一定意义上，我在回到一种“大”，但不是那种空洞的大。我是一个祖国诗人，祖国就是故乡，就是我的私人细节。
诗人觉悟得早，所以当代那些先锋派的诗人比如韩东，小说、诗、随笔都写，还拍电影、写剧本、导演话剧；欧阳江河是诗人，也是一流的书法家、理论家；西川会画国画，也写了研究唐诗的巨著；翟永明办摄影展。重新回到“写一切”的文人，不是西方影响的那种职业分类。我现在的写作，越来越没有诗、散文、小说、随笔、论文的区别，我一篇文章里有诗、散文、杂感、小说，还有照片—我用摄影来替代画画。我也每天写毛笔字，我试图回到混沌的“文”的写作。
我的梦想是成为一个古典文人，而不是一个今天所谓的现代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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