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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女孩结伴到昆明我本姓王，我家在福州算是大家族，我的祖父王又点是前清颇有名气的词人。1岁多时，我生了一场大病，差点死掉。好了之后，就被过继给姨妈。她成了我的养母，我的养父姓郑，也是我亲生父亲赴法留学时的同学兼好友。姨妈没有生育，我于是成了郑家唯一的孩子。
养父回国后在煤矿上当工程师，我们家住矿区，周围都是贫苦农村，教育很差，但养父以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最开明的思想抚育我，因此我的童年和少年极少封建色彩。我现在身体这么好，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他。我记得小小年纪，他就要求我每天爬山、游泳，告诉我不能做“东亚病夫”“旧式小姐”。
10岁那年夏天，我跟养母回北京住，才进了学堂。虽然是新式小学，但老师也像旧私塾那样打手板，对孩子们体罚，我成绩又不好，看见老师打人就害怕，实在不想上学。父母于是把我转去读教会小学，慢慢地成绩好起来。所以后来我有了孩子，从来不体罚。
1937年抗战爆发时，我念高一。当时我家已经搬到南京，一家人先去了庐山避难，过完暑假，又坐船到了重庆，在重庆我继续读书。高三毕业，考上了西南联大。
去西南联大的那一段旅程，我一辈子都记得。因为是战时，大人没法送我。父亲一位朋友的女儿也考上联大，我们就一起做伴，两个女孩，从重庆出发，经过贵州到昆明。记得夜里在贵州一座很高的山上，司机突然就停下车，站在车外，欣赏起风景来。我们一路颠簸，偶尔还会停靠在荒郊野岭的阴森小客店，走了很长时间，终于到了昆明。
冯至是被忽视的诗人西南联大的生活，现在想一想，真是幸运，但也觉得真遗憾。那么多大师、那么多社团，学术空气那么活跃，我却算不上太活跃的人，因为不想卷入政治，总是与风云人物保持距离，看得多，做得少，独来独往。大好年华，都被我辜负了。
我上的是哲学系。因为那时候思想方面的东西很热门，大家都希望用思想来救中国。引我走上诗歌这条路的，是冯至老师。当时联大学生大一大二都要学外语，哲学系的学生按规定得学德语，他就是我们的德语老师。我记得还选修了他的一门讲歌德的课，他讲得非常有感情。他翻译的奥地利诗人里尔克的《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在联大很火，学生们都在传阅。
那时冯先生刚步入中年，胖胖的，总穿一身长衫，拿着手杖，走起来却大步流星，像个年轻人。他在课堂上的言谈更是充满了未入世的青年人的气质。他总是笑容可掬，但没有和学生聊天的习惯，很少闲谈。我好像从来没有听他说过一句玩笑话；他的文章也是这样，没有一句是随随便便的，都是非常严肃的问题。
大三的某一天，课上完了，我鼓起勇气追上冯老师，把我写的诗给他看，大概有十多首，用一个小本子订着。第二天一下课，他就把我叫出来，把诗稿还给我，说：“写诗的路是很长很寂寞的，你这里有诗！”我心想：既然他说我写的算诗，那我就坚持吧。
冯至老师是先学哲学，后来去德国学文学，我也是先念哲学，后来对文学感兴趣。冯先生的《十四行集》出来时，我简直顶礼膜拜，它也影响了我以后的诗风：不要纯抒情，而是带着智慧与思考。
那时候日本飞机时不时来捣乱，我们就会出去“跑警报”，有时学生们会去教授家。我记得某天去的是冯先生在钱局街的寓所，但那天和先生讲了什么，现在已经都记不清了。
对冯至先生，我充满了感激，我认为他至今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他的十四行诗虽然很受尊重，但真正理解起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的诗歌融合了西方古典哲学和中国古代文人，尤其是杜甫的情操，说是独步诗坛也不为过。但中国一般的文学爱好者，更喜欢令人激动的、浪漫主义的诗歌作品，他的诗歌便被忽视了。
他们的生活就是他们的思想在西南联大读书时，有几门课，我到现在都有印象。比如，冯友兰先生的“人生哲学”、郑昕先生的“康德”、汤用彤先生的“魏晋玄学”，还有冯文潜先生（冯至先生的叔叔）的“西洋哲学史”。
联大对学生的管理很自由，没有人去查到、管纪律，大家反而上课积极。每个系都有名教授，教授们也都重创新，以讲自己的教材为荣，用现成的教科书则是不光彩的事。名师的课总是很受学生欢迎，教室里站不下，学生们就都挤在窗边听。
闻一多先生的课我旁听过，到底是“楚辞”还是“唐诗”，我已不记得了。他一边叼着烟斗，一边讲课，黑板上一个字也不写。但他讲得非常入神，绝对是用自己的方法去解释那些古文。我当时有个感觉，不管是多难、多古怪的东西，好像都能被他解出来，而且，不是引经据典的，完全是自己的见解。
沈从文先生的“中国小说史”我也去听过。我觉得他的小说写得真好，那种湘西的气息非常独特。他特别爱写板书，讲每句话、每个字都有逻辑，只要记录下来，就会是一篇很好的文章，但他的口音实在太重了，很多话我都听不懂，所以收获有限。
我留学回国后，还见过沈先生。当时是同学袁可嘉请我吃饭，和先生巧遇。席间沈先生还问：你们记得有个写诗的郑敏，现在去哪里了？我心中窃笑：就是我啊。
联大的教授，每个人都是自成一家的风格。汤用彤先生给我们讲“魏晋玄学”，他长得矮矮的，还光头，但给大班上课时嗓门特别大。我喜欢他的课，那种道家的境界、魏晋玄学的潇洒，对我影响深极了。我一直对老庄的东西非常赏识，到现在也经常会读一读，跟汤先生有关。
卞之琳老师的新诗我从大一就开始读，在冯至先生家也见到过他。他成名早，是真正的青年才俊，总是西装革履，戴着金丝边的眼镜，充满了浪漫气质。
最有意思的是冯友兰先生和金岳霖先生。冯先生留着长髯，穿着长袍，开过一门课，叫做“人生哲学”。课讲到最后是讲境界，说人生有4个境界，最低的是“自然境界”，为了过日子而过日子，什么都不想；往上是“功利境界”，开始懂得为自己打算；再往上是“道德境界”，心里面有了他人，是贤人；最高境界叫“天地境界”， 这种人心目中有宇宙大爱，是圣人。
金岳霖先生给大家讲逻辑，当时他刚从美国回到昆明，比较轰动，因为他穿得很时髦，不只是西装衬衫，还穿夹克、风衣、戴墨镜，跟周围人都不一样，他的身材又高，看上去真“酷”。
有一天，冯友兰先生要给我们上课，他走在前面，我和一位同学正好跟在后面，都往教室赶。垂直的另一条小路上，看到了把外衣搭在肩上，戴着墨镜的金岳霖先生。只听金老师问：“芝生（冯友兰的字），到什么境界了？”冯老师回答：“到天地境界了。”两位教授大笑，擦身而过。
我经常回想，也许正是在西南联大那样自由、充实的氛围中，接触到冯先生关于“天地境界”的想法，才让我的思想得到了升华。后来到美国留学，我待的地方一度流行麦卡锡主义，仇视华人、留学生，我的学业断断续续，最终就是靠着这些信念熬过了艰难岁月，坚持读完了硕士，拿到了学位。
我觉得西南联大教育最大的特点，就是每个教授跟他所研究的东西是融为一体的，好像他的生命就是他所思考的问题的化身。他们的生活就是他们的思想，无论什么时候都在思考。这对我的熏陶极深，但是这种精神，我以后在任何学校、任何环境中都找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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