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昆明的花灯绕不开新老官渡区的辖区，古代如此，现代也如此。

昆明官渡区在2004年未实行新区划之前，老城区周边除西面属西山区外，其余的南、北、东三方的郊区都是官渡区的地界。农村一直是花灯艺术的广阔天地，所以昆明的花灯艺术，仅以地盘论官渡区也至少占了昆明半壁江山。

花灯不仅昆明独有，也流行于云南广大汉族及部分少数民族地区，所以统称“云南花灯”，然而，各地的花灯又具有一定的地域特色。昆明花灯是云南花灯中的重要的一个分支。

笔者与花灯结缘是在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上小学时，有位姓赵的亲戚（生于昆明波萝村）是祖母的侄姑爷，他在昆明市财贸俱乐部工作，那里经常上演花灯、歌舞、滇戏和小话剧。祖母很爱看花灯和滇戏，除经常带我去财贸俱乐部看演出外，我们还沾这位亲戚的光，坐着车到昆明近郊的小厂村、晓东村和四甲等村子里看过演出花灯、滇戏。我觉得花灯很贴近民间生活，短小活泼，“崴”姿优美，乐声动听。我从小喜欢歌舞，所以喜欢花灯中不同于一般戏曲的浓浓的歌舞味，且易学易摹仿，所以无意中我听会了几段好听的曲调，且至今时隔半个世纪还能哼唱。记得在财贸俱乐部看排练，还初次见到请来指导的“花灯王子”袁留安先生。

小板桥花灯的兴盛岁月

昆明及官渡地区的花灯艺术活动最早出现的年代，至今未见有更明确的史料记载，顺治年间陈鼎已在“逼近昆明之数十州县”看过花灯，可见地处昆明近郊的官渡地区和小板桥在同一时期先后可能也有演唱花灯的活动出现了。此后清嘉庆至道光（1796～1850）年间，诗人朱绂写了一首《昆明岁时竹枝词》也讲到了花灯，诗云：“金殿归来日未阑，鹦鹉山下且盘桓，一丝一竹碟烧酒，好唱时新打枣竿。”［打枣竿］是昆明花灯的主要声腔之一，昆明称［打草杆］。此词也可证实，至少在1850年之前，昆明的金殿（原属官渡区）一带等郊区已经盛行演唱花灯了。那段时期所唱花灯曲调不少是明、清时代流传于中原一带的民间曲子。除《打枣竿》外，还有《挂枝儿》《闹五更》《绣红娃》《倒板桨》《金纽丝》等曲子。

这一时期官渡地区的主要演唱剧目很多，据官渡人著名学者施章（1900～1942）于1922年收集汇编的《农民杂剧十六种》介绍有：《包二接姐》《谏赌》《小放羊》《大放羊》《七星桥求子》等十多个剧目。

随着剧目的增多，官渡区（按2004年前区划）的灯迷们自发组织的业余花灯团体灯会也日益发展，清朝末年民国初期已有28个，小板桥街道办事处辖区内有7个。

“灯会”始于何年的确切时间已无史可考。“灯会”会址多设于村（镇）中心的寺庙或公房内。“灯会”有大有小，大会四五十人，小会二三十人，会员大多为本村（镇）农民。由会员中推选会长一人，负责组织建设和经济管理；灯管事一人，负责会员人选、召集、培训、演出等业务。

灯会立有会规，建会或新会员入会时，由灯管事在“灯神”排位前宣读。诸如“弟子入门，要遵守会规，听从师教；不准欺师灭祖；不准损人名节；要尊师重友；信守会规”等。灯会活动经费由会员分摊或量力资助；少数也有由地方筹措公款开支的。外出演出的收入，大多用于添置服装，扩大班底。

农村是花灯表演的广阔天地，很多娱人、酬神的聚会都离不开花灯助兴。演出多在夜晚进行，用灯笼火把照明。每年春节是灯友大显身手的时侯，许多村子都要崴灯、唱戏，热闹三五天。其他节日、庙会、祝寿、生子、婚葬等有时也有花灯演出，稍有名气的灯班，还常常被邀请到周边村子或外乡、外县演出，好的演员则被请到邻村或邻县去传灯授艺。

灯会因活动经费少，装备都很简陋。一般的班子配备的乐器有二胡、配胡各一把，再加把月琴和三弦。管乐有唢呐、过山号和秧老鼓、大锣、大钵等，这些乐器声音嘹亮，不但用于歌舞伴奏，过街、催场制造气氛，招揽观众更是少不了。

服装道具因陋就简，只购置一些褶裙、珠花这类难做的东西，其余的大多仿制或互借，甚至将平时的着装也穿进戏中。道具则把家中桌椅搬进场中，罩上一层鲜艳的土布或绸缎凑合过去。

化妆品全用土颜料，只有花脸、小生、小旦浓妆艳抹，其余的化妆无非是涂个白鼻子、红鼻子，描两道眉毛、画几条皱纹。

“灯会”一般还兼管“会火”活动，包括耍龙灯、狮子、蚌壳灯、颠毛驴、划旱船、秧老鼓、耍武艺等，称为“贺灯”。

今小板桥办事处这一机构与名称古今变化很大。明代此地置向旭里（昆明25里之一），清代置珥琮堡（昆明43堡之一），民国为珥琮镇，1951年后先后设珥琮乡、珥琮管理区、珥琮大队，复又设珥琮乡。清代至民国时期珥琮的花灯在在官渡地区也小有名气，的有若干个村子组建灯会。

四甲村唱花灯起步既早，影响较大。此村分为上四甲和下四甲，两村相距约600米，清末共有近500户、近2000人口。四甲村喜欢唱灯的人较多，清朝同治（1862～1874年）年间开始建灯班，会员约有50人。四甲村灯班的演员们十分投入，勤学苦练，渐自越唱越红，遇上庙会、节日常被周围村子请去表演，他们的演出由近及远，先是呈贡、晋宁、昆阳、安宁，后来还被邀远赴禄丰和双柏演出。

晓东村清朝光绪末期开始建灯班，唱花灯，有会员30多人。晓东村也是大村，清末将近有300户、1000多人口。这个村的人，虚心好学，既能接受新事物，又能坚守花灯这片园地。他们曾请水海子一位艺人进村教唱。上世纪30年代，受欢迎的玉溪花灯传到昆明，观众把原来的昆明花灯称为“老灯”，把新来的玉溪花灯称为“新灯”。一些原来唱老灯的班子纷纷学唱新灯。晓东村1931年专门请了艺人佘家友和熊进凡教唱新灯。

时家湾虽是个户不足50、人不满300的小村子，对花灯却很热衷。他们1925年才建灯班，建得较晚，然而急起直追，于1945年请薛国兴、杨明祥教唱新灯。

今团结村原为金家村与郭家村，1929年建灯班，唱昆明老灯，1949年请任德斋教唱新灯（即玉溪花灯），1962年后停止活动。

雨龙村于清朝末年开始建灯班唱灯，村子不大，有百余户，600多人。

建灯班较早的还有小板桥村和土桥村，然而散得最早的也是这两个村子。

小板桥村清朝末年开始唱花灯，玩龙灯。小板桥村子大，交通四通八达，清末已有近500户，约2000人口，喜欢唱灯的人多，灯会会员有50多人。1900年前后，因部分人认为花灯登不了大雅之堂，主张改唱滇戏，另一部分较老的灯迷強烈反对，但戏迷占了上风。

土桥村清朝光绪末期开始建灯班，唱花灯。土桥类似小板桥，也是个大村，清末约有200余户、1000人口，1900年前改唱滇戏前灯会会员有30多人。当时村里有几个人每次进城办事或天阴农闲，都喜欢到戏园里看场滇戏才回家，还有人不惜典田当地去投师学戏。这些人提出改唱滇戏，遭到灯迷強烈反对。但主张改唱滇戏的那派人多，占了上风，戏迷们很执着，后来在那一带唱出了点名气。

对小板桥村和土桥村的上述历史，触发了笔者一些感想。这两个村子的条件比珥琮其他村有更多的优势：建灯班起步较早，村里人口多，花灯艺术爱好者也多，却认为花灯上不了台盘而早早转向，失去了花灯艺术发展的机会。当然，1900年后整个花灯艺术发展的变化，他们无法预测，如果他们再坚持下去就会迎来新机遇，在新机遇面前，也许他们不会选择转向了。

此后昆明花灯艺术发展史上出现了两大变化。其一是上世纪30年代，当时最受欢迎的玉溪花灯传到了昆明，新来的玉溪花灯被观众称为“新灯”。这“新灯”新在哪里？它有何优势呢？

其一，玉溪花灯向滇戏等戏剧靠拢，所以编出了《柳荫记》《蟒蛇记》《四下河南》《狸猫换太子》等一系列新剧本。这些剧本比过去的花灯小品情节丰富更吸引人，一个本子就能演一晚上；还编出了《出门走厂》等一些反映现实生活的新节目。

其二，花灯过去的角色只有小生、小旦、小丑，内容多演民间的小家庭、小事情、小人物，所以登不了大雅之堂，被称为“小三戏”。新灯的角色增添了老生、花脸；过去的内容多演小百姓，“打不得官司上不得朝”，新灯有天下大事，显赫人物，从宫廷、衙门到市井人家，帝王将相、才子佳人。

其三，玉溪灯调短小明快，易记易学，不像“老灯”中的《打枣竿》之类曲调那样弯来转去，长而难记。

昆明花灯艺术发展史上的另一个大变化是，从广场围观的“簸箕灯”演变为搭台演出，从此登上了正规舞台，这是花灯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从此这门艺术既是“草根”文化，也能登大雅之堂。之所以能有这一大变，也跟玉溪花灯传入今官渡区地域后，各村灯会演唱开始从“昆明花灯”向玉溪花灯过渡有直接关系。

什么叫“簸箕灯”？因为未时兴玉溪花灯时，演出场地“万人台”（也称“万年台”，在广场搭的台子）的只能唱戏，一般不许花灯登台。花灯一般都在打谷场上或庙宇院坝中演出，观众围成状似簸箕的圆形：儿童在前，妇女居中，男性青壮年和老年人站在后层，这种中间低，周边高的表演圈子，远看犹如一个大簸箕，所以得名“簸箕灯”。“簸箕”的中央，就是舞台，没有后台，也没有上下场口，演员化好妆后只能站在观众群中，上场后必须面对周围的观众，无论唱或讲都要面面俱到，不能只顾某个方向。搭草台演出后，台上的演员只须面对观众席，出入坐站有了方位，观众也可以摆几排凳子，坐着舒舒服服地看。

玉溪艺人熊介臣是最早把打谷场上演出的“簸箕灯”搬上舞台的前辈之一。1938年，云南农民救亡灯剧团被迫解散，擅演小生的花灯艺人熊介臣在昆明、玉溪一带教灯、唱灯。1946年熊介臣在昆明庆云茶室连唱三天花灯，受到欢迎，该茶室随后改为花灯园子，成为云南第一个花灯剧场，从此形成固定的职业班社。为适应职业演出的需要，花灯艺人开始大量移植滇剧剧目，同时进一步学习吸收滇剧的表演程式、服装道具、舞台装置等。这种以花灯曲调唱滇剧剧目的方式，被称为“灯夹戏”。

抗日战争至今的小板桥花灯

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宣传抗日救亡的花灯剧目在官渡区广为传唱。王旦东组织的“农民救亡灯剧团”曾到官渡区东南郊和北郊演出《茶山杀敌》《张小二从军》《汉奸报》《抗日十二花》等剧（节）目。

抗日战争胜利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45～1949）之际，官渡区花灯会已达144个，演唱内容亦有较大突破。从演唱反应封建时代农民，小手工业者的生活事、儿女情的剧目扩大到演唱以揭露国民党的腐朽统治，进而号召群众起来斗争的剧目。1948年戴旦编写的反内战、反征兵的花灯剧《苦团圆》唱到了驻官渡区的国民党部队中，门口还有人帮忙“放哨”。

上世纪50年代初期，由于时代的新旧交替和老解放区秧歌、腰鼓在农村的普及，珥琮的花灯演唱活动曾一度沉寂，灯会组织也停止了活动。

1955年，昆明县艺人讲习班在官渡举办，珥琮选派了花灯艺术骨干参加，学习了“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针。至此珥琮的花灯演出也和整个昆明市一样编演现代戏，为宣传党的政策服务。党组织领导下的文艺组取代了以自娱自乐为主的灯会组识。

在社、队领导下的文艺组，开始吸收女演员，结束了男唱女角的花灯传统。

1958～1960年“大跃进”期间，珥琮管理区的业余文工队变为半专业队伍，过去主要为传统的年节演唱的花灯变为配合政治任务开展演唱活动。

1961年，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取消了珥琮文工队，恢复珥琮大队文艺组。

“文革”期间，过去演出的花灯剧目被全部否定。花灯也移植演唱“样榜戏”。

1980年成立小板桥镇文化站。此后镇上几个人口较多的村子建立了花灯剧彩排茶室，并出现了一些花灯班，花灯活动开始升温，演出了一些传统剧。1986年小板桥镇文化站的花灯《两妯娌》参加官渡区农村创作剧目调演，获演出三等奖。1988年官渡区出现了141个农村花灯班。

2006年，昆明花灯被列入云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保护名录，继之，2008年又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昆明仅有的6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花灯是其中之一。

然而，近些年，各地的花灯戏都面临着与其他传统戏曲艺术同样的困境，年轻一代的编创演出人员后继乏人，年轻一代的观众减少等问题，急需采取措施对花灯戏这一地方特色剧种进行抢救、保护。

花灯艺术有较高的艺术欣赏价值，长期以来是老昆明人，特别是村民们精神文化生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载体。为进一步保护和传承滇剧、花灯艺术，提高官渡区社区文艺队伍的水平，官渡区文化馆、金马街道办事处、牛街庄滇戏博物馆共同举办了“2015年滇戏、花灯及舞蹈培训班”。也许花灯艺术还会再度升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