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入云南大学历史系念书时，老师要我们读一读家乡的地方志，我就从学校图书馆馆藏的光绪《续修嵩明州志》和民国《嵩明县志》中，知道嵩明明代所修的三部地方志都已成为佚书，也就知道康熙《嵩明州志》可能是嵩明现存最早的志书。因校图书馆未有此书，我便渴望着有朝一日，能看一看这部志书“长成什么样子”。

1990年夏，工作不到两年的我，从嵩明县委党史办调到县志办，当得知县志办有一部康熙《嵩明州志》抄本时，便找保管资料的老师借阅。这位老师听说要借这部志书，首先是让我写好借条，他才戴好手套，打开铁柜子，郑重地取出志书来，并嘱咐不得将书带出办公室，且当天借阅当天还。我看着他取书的样子，对这部志书由衷地敬重起来，每次接触，总是要擦干手上的汗，才认真地去翻阅拜读。但借阅了几次后，我发现这部封面上盖着公章，写着“一九八四年省图书馆复制，嵩明县志办购”的抄本，有缺字漏字，也有错字别字，有的地方则怎么也读不通。

1993年，调离县志办后，好几次有人问起诸如嵩明县名的由来、嵩明明代屯田形成了哪些村落、嘉丽泽的演变等问题，特别是回老家时家人说起家世，有时还真让我这个修过县志的人一时答不上来。而每当如此，我便深深地感到，如果把康熙《嵩明州志》整理出版出来，有些问题不就可以从中找到答案了吗？

光阴似箭，20多年时光一晃而过。在这20多年里，虽然我从嵩明调到了昆明，工作也由昆明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到中共昆明市委办公厅、再到昆明市政协办公厅，但只要看到有地方志被整理出版，就总想着康熙《嵩明州志》要是也能整理出版就好了。

2013年夏，中共嵩明县委宣传部主要领导因兰茂研究和宣传事宜来访，谈完工作，我表示如有经费支持，我个人可以将康熙《嵩明州志》整理出版。不久，县委宣传部来电，告知已筹措了出版经费，让我开始整理康熙《嵩明州志》。

整理出版一部旧志，首要的是要找到这部志书的底本和校本。起初，我只想着以云南省图书馆的藏本为底本，校注嵩明县志办的抄本就行了。没想到，沿着李小缘《云南书目》指引的线索一查找，这一想法很快就被彻底否定了。因为云南省图书馆虽然有一部康熙《嵩明州志》，但这是从湖北省图书馆的抄本传抄而来的。嵩明县志办的抄本，就变成了湖北省图书馆抄本的抄本的抄本。如果只用抄本为底本来校注，这不仅令人觉得不踏实，而且感到不靠谱。可这部志书的刻本在哪里呢？

2014年6月，我专程前往北京国家图书馆，满以为康熙《嵩明州志》的刻本在该馆能手到取来。可工作人员取给我的，并不是刻本，还只是一个抄本。当看着这一所用纸张均印有“图”字暗纹，字体清秀的抄本时，我感到压力倍增——国家图书馆的这部抄本是供全国各地的读者查阅的，我必须将其列为校本一并校注出来，否则，用到这部抄本的人也可能以讹传讹。好在这部抄本，在序言标题下标有“国立北平图书馆珍藏”，在封底上注明“故宫图书馆藏康熙五十九年刻本，民国二十二年五月国立北平图书馆重钞。”于是，欣喜若狂的我，终于如获至宝地查找并得到了该志的故宫珍本。至此，也才最终确认康熙《嵩明州志》有“故宫刻本”“国图抄本” “鄂图抄本”“滇图抄本”“嵩志抄本”“嵩文复本”。由于条件所限，我最终确定以“故宫刻本”为底本，以“国图抄本”和“滇图抄本”为校本来进行本次校注。

找到底本和校本，只是为校注奠定了基础。真正进入校注后，原以为只是有点难的事，没有想到会这么的艰难。就拿康熙《嵩明州志》总修者汪的“”来说，这是一个上部左为一个“日”字，右为一个“巨”字，底下加“灬”组合而成的字，但这个字在已经正式出版的书上，甚至有的史书志书上，要么写作“照”、要么写作“熙”。如果本次校注，连总修者的名字都搞不准，这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而此字《现代汉语词典》《辞海》《辞源》中没有，《康熙字典》《说文解字》中也没有，问过好几位专家也未解决。最后，几经周折，才在省图馆藏的《中华字海》第974页找到：“，同‘煚’。字见《直音篇》。”就这么简简单单的几个字，终于让我们准确地知道此字读“jiǒng”，并据“煚”知“”，也才知道其意为“日光”。再拿村屯来说，每一个村屯，本来都力图通过光绪《续修嵩明州志》和民国《嵩明县志》找到演变情况，通过《嵩明县地名志》和《嵩明县地名补查资料》找到位置、人口、来历等，可现在，有的村屯划入了官渡区，有的村屯划入了宜良县、富民县，查找起来十分困难，个别村屯虽四方查找、八方打听，但仍然无法找到演变成了何村。在校注时，一个字难解，一个地名、人名也难解，有时一个标点符号，也要让你犯难三五天。而其中，最难以解读的，是志书中每一卷开头用骈文写成的小序。这些小序文字洗练，用典甚多，往往要复制在手，反反复复读上若干篇，才能下笔标点，动手校注。而每一条注文，既要清楚明了，又要简明扼要，这对于利用业余时间来做此事的我来说，无疑又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在没有做本志的校注之前，听说校注一本小书就花费了几年，总是有些不理解。开始校注本志后，慢慢知道了其中的难、其中的苦。因而，我将校注归纳为“八难”，曰找好的版本难、释读标点难、古今地名查对难、人物考证难、对历史事件的把握难、解读典故难、释意难、数字化难。这每一难，有的在付出艰巨的劳动得到化解，而有的即使你付出了艰巨的劳动，也仍然不能得到化解。诸如由于校注系个人所为，我虽然到过北京、杭州等地查找本志，但除上述提到的地方外，至今仍不清楚“天一阁”等是否还存有本志的刻本；因无法如得到“故宫刻本”等的复制件一样，获得“鄂图抄本”“嵩志抄本”的复印件或扫描件，也就没有在校注时将所知抄本“一网打尽”；采用致函等不能得到“故宫刻本”“鄂图抄本”和南京图书馆“蓝晒本”的封面，致使书前所附图照不尽完整；原州城旁的月矣兴村、原南界后划入宜良的二龙吸珠旁的三道水村等村屯，张保箐哨、者察铺等地名，至今尚未查找到今名；嵩明“甲榜开先”后“宦籍江南”的进士王惟善，举进士后“授建昌府推官”的罗江，中举后“任怀宁县知县”的杨浩、“官永安知州”的杨钧、领衔编纂本志的“河南开封府延津县知县”任洵等，难以得知其政绩；校勘记有的内容难以找到更多的资料旁证互证；印装没有能够“更上一层楼”等，都让我引以为憾。不过，转念一想，世事古难全，如果要做到尽善尽美，这部书恐怕猴年马月也出不了。

文行至此，还要感慨的是，校注不只是一件繁重的脑力活，还是一件繁重体力活。别的不说，就单说这部原6万繁体字的书，“长”成了50多万简化字的校注本，仅只将一部旧志数字化并加以校注一项，不长期坐冷板凳，不翻上成百上千次字典词典，不敲打数百万次键盘，是不可能完成的。因而，平常每天要在八小时外挤出四五个小时，周末每天要用十多个小时做校注，乘公交、坐地铁上都要看文稿的我，在校注这本志的日子里，弄得几次感冒，一次因抵抗力下降而起带状庖疹，一次因病住院。好在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不管本书带来了多少疲劳、痛苦和烦脑，在看到成果时顷刻都烟消云散了。

最后，还要说明的是，本书是在后记中提及的林超民等师友和尚未提及的多位师友的关心下，才完成整理出版的。在此，我还要对各位的鼓励、支持和帮助，再次说一声谢谢！

志者，记也。今天，当一本康熙《嵩明州志》校注本奉献在您的面前时，希望尊敬的您，能够通过本书了解到嵩明清代前期及其以往的历史，能够通过书中记载的一座山、一条水、一个村名、一名人物、一篇传记、一首诗歌等，打捞一段家史、廓清几处记忆、化解万千乡愁。当然，更希望尊敬的您，如果发现存在的问题或有意见建议，请转告我，我将适时通过各种渠道更正或补正。